为尽可能做到同案同判，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台了《示范性案例评审及公布实施办法》，并于6月26日公布了通过审判委员会讨论确定的首批3件示范性案例。成都中院要求全市法院在遇到同类案件时，如果没有不同的情况和不同处理的理由，一般应当参照示范性案例执行。（6月28日《北京青年报》）
近年来，为追求同案同判以及在此表征之下的法制统一，先例判决、电脑量刑、示范案例等改革举措为一些基层法院所着意推行，且颇获公众和传媒的好评。包括成都中院“示范性案例”在内的这些实践，被普遍认为是对英美法“判例”制度的成功借鉴。
然而，秉承成文法系传统的中国，判例并非法律渊源，法院仅有司法权，即便是最高人民法院，也只能在法律范围内行使司法解释权。
虽然从应然的角度，现行制度并非创建中国式“判例”制度的障碍。但即便从英美法系的“判例法”传统上观察，发端自基层法院的这种种试验能否实现预期的目标，同样让人心怀忐忑。
这是因为，在绝大多数英美法系国家，能够创设具有约束力的“判例”的，也仅限上诉法院和最高法院。成都市中院作为“示范性案例”的发布机关，虽然谦虚地自称只是“一般应当参照执行”，但在法院高度行政化的现实之下，这种“参照执行”对于本院及其下级院的法官来说，也许就是“具有约束力”的“判例”。
因为级别的限制，这样的“示范性判例”可能遭遇的尴尬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成都中院某合议庭“参照”已公开的“示范性判例”作出了裁判，而当事人上诉至四川省高级法院，我们很难保证此裁判不会被高院所改变。假设四川高院与成都中院在同案上又发生了“不同判”，成都中院的这一“示范性判例”该如何收场才好？
也因此，如果成都中院的“示范性案例”仅仅是作为本院内一次类似“模范作文”的展示，它的出台无可指责。
如果要求本院及其下级院的法官“参照执行”，则未免有自我加冕的嫌疑。因为无论从应然、还是实然上看，确定判例都不属于一个基层法院或中级法院的权力。更何况，我们还不太确知，成都中院的这所谓“示范性案例”是否相应建立了有效的审查机制，如果“示范性案例”本身就属错案，那岂非更有“污染司法水源”之憾。
□王琳（海南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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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悲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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