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在2004年审计报告中披露，截至今年3月底，在对去年审计出来的问题的整改中，已向司法机关和纪检、监察部门移送各类案件线索222起，已有762人（次）受到党纪政纪处分或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记得去年在李金华向人大常委会提交审计报告之后，本报曾发表社论《“审计风暴”之后期待“问责风暴”》，希望有关部门能够针对审计出来的问题，按照法律法规，严格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使人们从对每一个“问题官员”的问责中看到正义的力量，重树被“问题官员”所伤害的国家威信。
一年过去，果然有700多人（次）被追究了责任。既然树立了“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要赔偿”的官员问责制，那些数以亿计的资金被违规违法使用，显然要有人对此负责。
可是，一个值得思考的现象是：当审计报告所揭示的问题给人以“触目惊心”的感觉、人们由此再度想起“审计风暴”这样的词语时，尽管已经有数百人被追究了各种不同的责任，但公众似乎并没有感受到所期望的“问责风暴”的力量。这是为什么？
简言之，是因为缺乏一个“问责清单”。审计报告把审计出来的问题列成一个清单，一桩桩一件件历历在目，自然给人以极大的震撼；但是，有哪些官员被问责，人们也只是在过去的一些新闻报道中零零星星得到一些信息，并没有像揭示问题那样有一个清单。在长达1.4万字的审计报告中，追究责任的情况也只是一笔带过。
从762人（次）这个数字，我们可以看出，各级司法机关、纪检监察部门对审计出来的责任人进行追究的力度还是很大的。但是，问题清单“触目惊心”，官员问责情况却语焉不详，这样厚此薄彼的结果难免会使公众产生疑问：究竟是哪些人受到了处理，受到了怎样的处理，处理情况和他所应承担的责任是否对称，还有什么人没有受到处理，其中是不是有“抓小放大”的嫌疑，等等。
没有“问责清单”，不仅仅是公众会有一些疑问，对其他官员的警示作用和威慑力也会大打折扣，他们会误认为并非全部“问题官员”都受到了追究，由此产生侥幸心理。审计报告披露有些政府部门并没有吸取教训，反而继续违法违纪，这不能说与问责没有充分展示其威慑力无关。
列出“问责清单”，显然并非审计部门一家的事，对官员的管理权限不同，违法违纪官员的性质不同，查处官员的部门也会不同，所以，要想有一个这样的清单，就必然要求在查办部门之间有一种协调配合、信息互通的机制，这种机制一则可以随时对问题官员的查处情况进行掌控，二则也有利于建立一个统一的、权威的渠道对公众发布全部信息。
没有列出“问责清单”，无外乎两个原因，一是有官员应该追究而没有被追究，无法向公众交代；二是认为没有必要完全公开。对于前者，自然寄希望于严格的执法来纠正，对于后者，则需要观念上的改变。李金华曾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审计报告的公开主要是促进政府部门行政行为的公开透明，就是“阳光政策”，让社会来进行监督行政行为。我们认为，阳光政策，不仅仅是问题揭示的“阳光”，也包括所有部门问责情况的公开。完整意义上的问责，本来就包括处理结果的透明。而今，既然有了762人（次）这样的总的数字，对相关人员的问责情况也应该是有案可查的。那么，公开它又有何妨？
审计“风暴”的威力之源，来自它的透明运作和由此获得的民意支持；问责要想发挥它应有的作用，也同样要靠公开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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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悲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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