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某种程度而言，维特根斯坦与波普尔都是开放社会的敌人，他们智力上的过分优势，使他们滑向了暴政的边缘。所以我更相信，剑桥大学国王学院那哲学史上传奇的10分钟，并没有任何哲学含意
归根结底，所有人都是追星族。在我们年轻时，总有一些伟大人物比另一些人更令你热血沸腾。喜欢听披头士的歌曲，热衷于丘吉尔的传记，或是毕加索的绘画，在本质上没有什么两样。对于大多数追星族而言，真正让他们感兴趣的，不是偶像们艰难的思考与行动过程，而是他们的轶闻趣事。
在所有的追星族中，最值得同情的是那些智力仰慕者，他们本能地对那些世界上最聪明的人感兴趣，这个群体的偶像主要由科学家与哲学家组成，他们可能是牛顿、凯恩斯，也可能是罗素、黑格尔。与政治与文化偶像被所有人理解而获得成长不同，他们依靠的是被所有人误解。
如果你不幸是最后一类追星族，《维特根斯坦的拨火棍》实在不容错过。这本由两位英国记者大卫·爱德蒙兹与约翰·爱丁诺撰写的还算迷人的小书，记述了20世纪最重要的两位哲学家维特根斯坦与波普尔平生仅有的一次会面，在场的还有罗素。
这次会面发生在1946年10月25日，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吉布斯楼的H单元3号房间，时年44岁的卡尔·波普尔受邀在这个道德科学俱乐部演讲，他在一年前出版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为他赢得了一定声誉，伦敦经济学院授予他的高级讲师职位，看来也正使他彻底摆脱了新西兰那段暗淡无光的岁月。但他正在恢复的信心，却在比他年长13岁的维特根斯坦的面前遭遇重大的挑战。但不论在何种方面，后者都令前者黯然失色。
维特根斯坦出生于维也纳最富有的家族，而波普尔充其量不过是中上层阶级，当波普尔在二战期间为一个教职而奔忙时，维特根斯坦已被公认为这一代人最有天才的哲学家，罗素、凯恩斯与摩尔无不相信，他的才华超乎他们其上。
在那个堪称哲学史最精彩相遇的夜晚，波普尔演讲的题目是《有哲学问题吗？》。据说维特根斯坦对波普尔所提出的哲学命题不屑一顾。或许大多数人永远都搞不清，他们两位哲学思想上的分歧到底是什么。
人们无疑会对一个细节印象深刻。维特根斯坦在争论中，怒气冲冲地拿起壁炉中烧得通红的拨火棍，直指波普尔，并逼问他的看法。面对这一场面，一旁的罗素大声呼喊：“维特根斯坦，放下拨火棍。”在10分钟的激烈冲突之后，维特根斯坦扔下拨火棍，摔门离去。
两位作者发挥了博斯韦尔的精神，他们遍寻了每一位目睹这一幕的在场者，他们试图为这10分钟的争吵，赋予某种重大意义，即他们的争吵是否代表了20世纪哲学上的内在冲突。但到头来，这种追寻变成了两位哲学家私人生活的探究——他们的个人成长与不同的境遇怎样影响了他们的哲学方法。波普尔前半生的过多坎坷与被忽视，使他的性格充满激愤，而维特根无疑被一种厌倦与挑剔所左右，他对思想精确的过度追求，使他看起来丧失了人的基本情感……不管是罗素，还是波普尔，这些对于公共舆论产生重要影响的哲学家，在维特根斯坦眼中，或多或少是油腔滑调的骗子，他们的思想充满了似是而非。
尽管《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是20世纪后半叶被最广泛阅读的书籍，包括撒切尔、索罗斯在内很多的政治家、商人与知识分子自称是波普尔的信仰者，但波普尔本人却是个极权分子，他在争辩中总是羞辱他的对手，不管他是朋友或是学生，他的学生称，他才是开放社会的真正敌人。
就某种程度而言，维特根斯坦与波普尔都是开放社会的敌人，他们智力上的过分优势，使他们滑向了暴政的边缘，还好，这仅仅存在于智力领域。
比起那两位英国记者，我更相信传奇中的10分钟，没有蕴涵那么多的哲学意义，更多的是两个坏脾气的中年男人的口角。既然，波普尔坚称，伟大的人做伟大的事，那么一场争吵，不管它的本质多么普通，但只要发生在两个伟大人物之间，就注定值得我们反复探寻。就像我最初所说，我们都是追星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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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悲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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