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曾说：我们国家最大的浪费莫过于战略决策的失误。世界银行估计，“七五”到“九五”期间，投资决策失误率在30%左右，资金浪费及经济损失大约在4000亿-5000亿元，这是一个多么惊人的数字！
决策失误会导致自然资源和经济资源的巨大破坏和浪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项目决策失误，投资打了“水漂”。在决策之后往往是巨额的投资，决策成功与否很大程度取决于所获得的经济效益和回报，因此，项目决策失误必然是导致大量投资付诸东流。曾被珠海市列为一号“政绩工程”、曾经号称“全国最大最先进最新潮”的珠海机场，目前“仅基建拖欠就达17亿元”，该机场建成后每月客流量四五万人次，只相当于广州白云机场一天的客流量。原机场设计客流量是1年1200万人次，但2000年只有57万人次，利用率不过1/24.无独有偶，四川绵阳机场于2001年竣工通航，当年就亏损3800多万元。机场虽然竣工已有两年多，但还有一亿多元工程款没付清。据审计部门的调查，绵阳机场目前未发挥或未完全发挥投资效益的资产高达2. 2亿多元。
其次，规划设计失误，环境破坏严重。一项工程或大型项目的规划设计不仅会影响到项目本身的经济效益，更重要的是会改变周边的环境状况，所以一旦规划设计失误，受害的往往不只是投资者，还会出现很多连带灾害。
三门峡水库的设计失误就是一个典型实例：由于其设计上的缺陷，使得水库发电和上游泥沙淤积之间形成了尖锐矛盾，导致黄河中游的重要支流渭河变成悬河，多次发生水灾，沿岸民众受害不浅。近年，政府开始承认在三门峡建设中存在重大的决策失误，然而由于决策失误所造成日益恶化的环境问题，早已超出了经济所能涵盖的范围，有关专家已多次呼吁三门峡水库应尽快放弃发电蓄水。
再次，错误决策下马，付出更大代价。一种决策失误是错误投资，没有收益；另一种决策失误是放弃投资，导致后来付出更大代价。为了发展中国的航空事业，我国1978年完成运十飞机的设计。然而，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有关部门将这个项目下马。这一决策的依据是：运十飞机研制费用已花去5亿多元，要使之完善并达到定型生产的程度，还要追加几十亿元，这是一个典型的巨额成本沉没的决策。由于不舍得再投入后期的20亿-30亿元资金，不仅使前期的5亿元资金白白浪费，而且失去了一个关乎中国几千亿甚至几万亿元的干线飞机市场。另外，我国三年不上大型电力建设项目的错误决策，导致2003年以来，电力供应日趋紧张。而因为电力供应不足，导致全国范围内直接和间接的经济损失还没有具体数据，但应该是一个巨大的数字。
第四，领导拍脑袋决策，百姓叫苦连天。
在我国，相当一部分经济决策权仍然掌握在各级政府手中，由于有相当一部分领导人不懂经济，只凭自己的经验与好恶决策，受害的则是老百姓。
据新闻媒体报道，海南省某县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中，要求农民将稻田改种芋头，造成耕地荒芜，农民颗粒无收；青海省某县实施所谓“富民工程”，投资200万元在某村兴建“名优”蔬菜基地，给菜农造成40万元的经济损失；内蒙古某乡政府以包种包销的合同方式在全乡推广优质高产的脱毒马铃薯，而农民只收成了乡政府承诺总量的1/10，这1/10也几乎烂掉，农民不但没有赚到钱，反而背了一身的债。
决策失误，祸国殃民。要避免决策失误，减少经济损失，惟有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决策机制，向那些不负责任而盲目决策的领导干部亮“红灯”。
一是要建立科学的、负责任的决策机制。增强领导干部的责任感，在重大项目的决策上广泛征求各方意见，做到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二是要建立决策失误追究制。所谓“决策失误追究制度”，是指由于错误决策导致经济、政治、社会、道义等诸方面不良后果，决策者必须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行政、道义的责任，并依照相关法规予以应得的处理。三是建立决策失误赔偿制。决策失误不仅浪费了国家和集体的财力，助长了不正之风，而且损害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建立决策失误赔偿制目的是给决策者敲响警钟，明白地告诉他们，决策失误不再是以前的“花钱买教训”，而是要赔偿经济损失，直到赔个倾家荡产。四是建立决策失误辞职制。领导干部因个人决策失误或工作过错，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应当引咎辞职。去年深圳市出台的《关于进一步深化人事制度改革的意见》，就明确规定领导干部因决策失误导致重大损失的应引咎辞职，这一做法值得其它地方借鉴、推广。
（ 责任编辑：悲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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