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前的中国是个讲孝道的中国。但六六年的风暴将传统的孝道“刮”得一干二净。原本的家庭结构开始大变动。新的结构中，老人们彻底失去之前的地位，尤其那些已把第三代带大成人的老人。他们成了累赘。那时的中国，老人受忽视甚至虐待是普遍现象，最为甚者，是将他们一脚踢开、扫地出门、送回乡下老家自生自灭――一个没人性的时代。
当然，我们无权将普遍性强加于个别性，这不公平。
余家完全可能例外。
作为读者，对于书中人和事的印象，只能根据作者出现纸面的文字来形成，而对人与事的判断，一定是根据自身的生活经验与阅历的积累而成。
经验和阅历的积累告诉我们，如果祖母确实像作者说的那样，因深明大义为余家实行“雄才大略”而自返乡壤，那么，能够放她去，光这一点，也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做到需要狠心、需要残酷的精神。这毕竟是让一个七十六岁自生能力难以再有的老祖母在一个漫天大雪的寒冬独自一人去乡下一间雪花从房梁间飘落的老屋为余家实行不管论精力还是论能力都不该由她去实行的“雄才大略”――这无论如何说不过去。当然，人常会被迫处于一种无奈境地。假如余家当时确实处于（纸面上没有交代的）无奈，迫于形势、家境的种种，不得不咬咬牙狠狠心，自欺欺人地因是老祖母自赴刑场而感到轻松解脱责任的推卸，那么今天，回首往事，如果你还是一个正直的人，如果你还有起码良知，你会发觉三十年来你不敢触摸的这块让你感到可耻感到犯罪的心深处的“结”，以为只要不去触摸就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却原来，没有，根本没有，它还在，还在那里，正在用流血的眼睛看着你……那么，你应该感到的是灵魂深处的折磨带来的绞痛，你应该反省、忏悔。如果你没有反省、忏悔的勇气，那么你所能做的最后底线就是回避，继续扭过头去，不看；但无论如何，你都不该继续制造美化理论、没心没肺地再度用你用惯的那种高八度的美声唱法扬声高歌。
有人说，余秋雨心里没有一个法官。说得好。
余秋雨的心里没有一个法官，只有一个律师。
八
今天的年青一代，对于“美化”、“高调”等等一类字眼已很陌生，难以感受它们的实际用途，不会对它们产生兴趣与狂热追求。今日社会给人提供的条件不再刻薄，年轻一代对于上代人认为见不得光的想与思，不仅已有直视勇气，且已懂得享受这种直视带来的痛快、以及痛快的直视后轻装上阵的轻松愉悦感。
余秋雨以及他的同代人不同，他们活得很辛苦，他们活在自己与非己之间。那个时代作为人的可被公开的内容是模形化的、统一规格，几乎没伸缩。你是你时你得说不是，你不是你时又得说是。于是，蚊蝇滋生：装腔作势、虚情假意、圆滑习性、铁石心肠、弥天大谎、一整套练熟了的用来打动别人也打动自己的乔装手势与语气，外加一点得宠技巧，纷纷登场。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要求。谁也不能跨越时代。
不幸的是集体性的无意识的惯性延续。
如果大胆一些，给视眼留块空地的话，一眼望去看到站在那里的应该不只余秋雨一人。
（ 责任编辑：文化频道：彭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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