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对于文革，余秋雨是整场运动起头至尾的亲身经历者。
《借我一生》中“一物一物”章之七（《收获》2004年第四期162页），余秋雨对红卫兵和工人阶级在文革中的作用作了一段分析。今天，当人们把文革的罪恶全都推到四人帮、红卫兵身上时，他提出，文革中，红卫兵起到的作用其实不过一二年，
十年之所以是十年，必须还有八九年的磨难，那怎么能假装看不到那一把把地搁置了那么久的权力之椅，椅子上坐着的那些看起来憨厚朴实的劳动者身躯？
不仅这段，整个第七节写得都很漂亮，尖锐、大胆、独到、深刻、，发人深省。他不仅用了他的经历和眼光还用了正义感。
不久前，悼念二战亡灵时，德国一位年青学者痛心疾首地提出：这场战争的罪恶难道是希特勒一人承担得了的？整个德国当时不也疯狂？德意志民族的灵魂中到底存有怎样一个可怕的恶魔？！
文革十年，是值得我们整民族深刻反省的。
余秋雨该用他的才气、经历、正义感，认认真真写一本关于文革的书。他完全有能力将这书写出色，写得面目一新、发聋振聩，让所有愿意回避事实的人都无法回避。
写军垦农场生活，余秋雨笔下出现一个因政治诬陷所逼投河自杀的女同学。那一幕，他将那个时代的荒唐与残酷写出来了，将同学们心中无言的悲哀、沉默的愤懑也写出来了。
军医让所有男生离开十米，留下四个女生给死者换衣，我们立刻转过身去，离开几步，站住。女同学并不是留下四个，而是一个都没有走。
她们自动地围成了一个圈，组成了一堵围墙，护卫着自己的伙伴在岸草间、月光 下，最后一次更衣。
当军医要选四名男生摇船把尸体送去县城时，几乎所有男生都拥到了河边，听候军医挑选。
载着尸体的船走了。
岸上的男女同学都挤在河边跟着船跑。
（这里的“跑”有点夸张，应是“走”。不自禁的“走”。）
整个过程，没有半点杂音,文字简洁、朴素，实在，没有“虚头”，但是，非常到位。这样的文字是可以用心去体会的，这样的文字其中有足够的内在的“力”。
这里可以看到，余秋雨的文章中，当事情与人物离他远一些，或说当他不是迎上去而是往后退一步时，他是能够准确运用他的观察和描述的；那时的他，不仅在用头脑与才能写作，还用了他的心。
如果说，政治家只要用头脑就已足够，那么文学家则不仅要用头脑还要用心。
四
然而，他终究是他。不管作为作家还是人，根本上来说，谁都不能改变谁，谁都不是轻易可被改变的。
余秋雨的感性不如他的理性。
作为理性的旁观者，他的目光可以清晰、头脑可以冷静，见解可以独到，但作为感性的旁观者，尽管置事身外的单纯给他的才情开辟了一条宽阔大道，他的拿捏把握还是欠火候的。即使以上那段作为局外人的他写得颇为出色的文字，他还是难以控制、习以为性地显露了他不可取的写作乃至性格特点。
女同学们显然是从她的行李里找出了一套最合身、也最有点上海派头的衣服，衬托出了青年女性的自然身材，把周围的女同学们都比得暗无光。
“上海派头”，这是那些皮鞋擦得锃亮、裤子烫得笔挺、头发抹得亮光光、整天脚颠颠头晃晃的上海小年青嘴中进进出出的炫耀用语。简直不敢相信，这样的时分，他能用出这样的词。一个该沉下去的笔调扬了起来。他似乎是个可以不问时间地点场合不问青红皂白地用扬起的笔调写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件事的作家，是个笔调永远沉不下去、时刻都想张扬、都在流露一股股一丝丝轻浮气的作家。
并不是周围的女同学长得不好，而是她们全都穿着宽大而又破旧的劳动装，已经穿得很久很久。
应该投到死者身上的目光，被他投到了她人身上。不错，他想用她们来衬托死者。如果仅是这样倒也罢了。但他实在不是一个见好就收的作家，不是一个文字上、观察叙说上懂得精炼、准确，懂得排除不必要水分的作家。他太欣赏自己，太愿意显示自己的聪明与才情，也太怂恿信任自己随风而飘任意妄为的联想才能。
我想，刚才女同学们把这套衣服给她穿上的时候一定惊讶莫名，惊讶这套普通的衣服为什么在这里突然变成了稀世盛装。
如此一想，我又觉得，她们惊讶的时间还应提前，提前到这位投水女学生的衣服刚被剥除的那一刻。
这不是一个适合东张西望、胡思乱想的时刻，更不是一个适合联想女性（而且是个死者）“衣服刚被剥除的那一刻”的时刻――且不说“剥除”两字用得多粗俗，多失分寸！。
一个作家、尤其是一个优秀作家，除了具备必须具备的准确用词的基本能力，更重要的是具备一种能使笔墨“放”得开、“收”得拢，“扬”得起、“沉”得下的本事。没人可以例外。这里，余秋雨先生不仅暴露了他在词汇运用上的不慎，更显示的是他作为作家的“收不拢”、“沉不下”、思想都集中不了的特性。
心有旁骛。不能不说这是个难以纯净，心里总是装有旁骛的人。
小调查 
收藏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