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对于中国读者而言，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应该让他们感到亲近，而奥尔德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却是陌生而遥远。正是这两本预言小说构成了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的精辟立论。在这本控诉时代之书的前言里，他也表达了类似于中国人的阅读感觉：“人们一直密切关注着1984年。这一年如期而至，而乔治·奥威尔关于1984年的预言没有成为现实，忧虑过后的美国人禁不住轻轻唱起了颂扬自己的赞歌。”可在幸存者的歌声之外，波兹曼提醒人们，另一个同样让人毛骨悚然的版本，已经遭致无知的忘却。这就是赫胥黎1932年发表的科幻小说《美丽新世界》。“奥威尔警告人们将会受到外来压迫的奴役，而赫胥黎则认为，人们失去自由、成功和历史并不是‘老大哥’之过。在他看来，人们会渐渐爱上压迫，崇拜那些使他们丧失思考能力的工业技术。”
波兹曼先生的立场相当清晰。1984年并没有爆发可怕的政治寒潮，甚至在《娱乐至死》完成后的1994年、2004年，美国人民依然生活在自由民主的莺歌燕舞之中，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的专制暴政，只是另一个半球的悲惨故事。“至少我们是幸免于难”，这个美国作家不乏自得地感慨。美国的现状证实了奥威尔预言的失败。而让波兹曼头疼的，却是赫胥黎构想的“美丽新世界”。“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强行禁书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失去任何禁书的理由，因为再也没有人愿意读书；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剥夺我们信息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人们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和自私；奥威尔害怕的是真理被隐瞒，赫胥黎担心的是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烦琐的世事中；奥威尔害怕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受制文化，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奥威尔担心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
《娱乐至死》一书的思想基点，就是赫胥黎70年前的担心。正如18世纪后期的美国，波士顿可以作为城市的形象代表，19世纪中叶是纽约，20世纪早期是芝加哥，而在今天，波兹曼建议我们把目光投向拉斯维加斯，在那里我们能够看到美国人的民族性格和抱负的象征。“这是一个娱乐之城，在这里，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波兹曼自信而平静的判断里潜藏着无尽焦灼。而整本书都流淌着这种紧张不安的气息，尽管麦克卢汉的这位卓越弟子总装出一幅傲慢而信心十足的样子，但他骨子里却绝望到了极点。
波兹曼对美国文化与政治的关切之情，也许并不能掩蔽他的精英姿态，但他却没有叫嚣着回到那个精英主义的印刷术或者更早的时代。在这一点上他绝对是个智者，他知道一个由电视统治人们思想的娱乐化未来是不可阻挡的：图象与声音的传播终将替代书写的文字，激情与相应的快感也会淹没理性的思考。对这种潮流，波兹曼认为，最好的姿态是顺从，无动于衷是冷漠的，而一味主张回归古代，则是虚伪与愚蠢的。但顺从并不意味着投身其中，与浅薄的人们一起娱乐至死，而是在认同这一场文化革命的同时，对其加以适当的导引和鞭笞，让娱乐的奔马踏上一条良性的路途。他不断地暗示：“如果一个民族分心于繁杂琐事，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总之人民蜕化为被动的受众，而一切公共事务形同杂耍，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就在劫难逃。”
二
我要承认，是《娱乐至死》结尾的一句话打动了我，使得我不厌其烦地复述这本书的教诲。波兹曼先生在开出一个相当蹩脚的药方之后，谦逊地声明，他无法超越奥尔德斯·赫胥黎的智慧，后者“试图在《美丽新世界》中告诉我们，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没有人能否认这个论断的伟大智慧，而我要说的是，这样糟糕的情境，不仅仅会出现在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里，也会出现在奥威尔的《一九八四》里，会出现在所有压制与剥夺了自由思想的地方。技术专制、娱乐专制、思想专制、政治专制等，具有同等惨重的毒害，它们并非孤立，而是相互缠绕牵系。如今日的中国，就是奥威尔《一九八四》与赫胥黎《美丽新世界》偶然聚合的场域。
我不是要拿中国的现实来证明波兹曼的失误（他最大的错误是将奥威尔与赫胥黎的文本对立起来，而这两人预言的指向却是歧异的：前者是政治，后者是文化。所以，它们非常容易交叉重合），以及他立论的片面——相反，正是他的著述给了我以下的启示：当“一九八四”遭遇“美丽新世界”，当一个专制主义的国度陷入了娱乐至死的泥潭，当坐在搞笑电视节目嘉宾席上的不是那个诙谐平和的前美国总统，而是凛然庄重以至令人畏惧的中国政府领袖，这样的社会应该生长着怎样一张苦痛乃至滑稽的面容？——这一疑问的前提，部分即将化为现实（娱乐技术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国家垄断），部分已然化为现实（以春节联欢晚会为代表的政治与娱乐的联媾），部分却永远不会化为现实（如让某政党要员担任“幸运五十二”的嘉宾），但这些突变的要素并不会损害问题的意义。意义是由那些“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的苦难处境决定的，他们已经习惯将两位美国人的预言当作寓言来读。
预言与寓言的混淆，只可能导致一种结局，就是分不清现实与想象，分不清真相与谎言。早在1920年，沃尔特·李普曼就说过：“无法察觉谎言的社会是没有自由的。”而一个由“真理部”全方位宰制的国家，民众必然丧失分辨谎言与真实的能力，因为不认可统治者宣讲的“真理”，就是一种犯罪，《一九八四》里温斯顿的遭遇已经说明了这一罪行的恶劣。这是中国所受到的一重劫难。另一重来自波兹曼对美国的评述，一个被电视（还有电脑）统治的社会，也就是所谓“美丽新世界”里的人们，也会失去应有的自由，但这是出于对享乐的无边无际的追随。政治话语用谎言维系自己的权威，娱乐话语用谎言吸引人们的关注，中国正沦陷于这两大困境：借用波兹曼的话，或者政治至死，或者娱乐至死。
政治与娱乐的双重病痛，显现为这样的悲怆外貌：不满于政治压迫的人们，可能会被娱乐的热流同化——反抗者如同挑战风车的堂骑士，他的行动，所遭遇的不是沉迷于娱乐的人们的冷眼旁观，就是被当成了政治马戏团的小丑表演，忽然降临的笑声消解了反抗的意义；那些坚持下来的人们，却成了真正的无家可归者，成了身在本土的精神流亡者，政治民族与大众文化都不接纳他的存在和作为——这是反抗者的命运。而余下的顺从者，政治与娱乐的压力迫使他们抹消棱角，这便构成了被道德精英们严厉批判的犬儒主义现状。政治专制让他们沉默寡言，退避到私人的精神后花园——不情愿的退避依然具有抗争的力度，如同在一个革命口号铺天盖地的语境中，选择沉默即是不妥协的表现，专制政权下的人们，完全可以凭借对参与公共生活的召唤的不屑，来维持私人性的心魂丰满。而不幸的是，娱乐闯进了私人领域，以专横的信息暴力冲破了虚弱的人们所编织的最后一层保护独立思想的网膜。于是，在公共生活被专政者的意识形态侵袭的同时，私人生活也为技术时代的娱乐意识形态所霸占——而更多的时候，政治与娱乐的意识形态实现了可耻的共谋，在它们的合力阉割下，公与私的界限日渐模糊。
我的身边有这样一个例子，可以视为以上这番分析的现世注脚。我大学时最要好的友人之一，东北人W，是鲁迅与王小波两位先生的虔诚信徒，为人豪爽热心，写得一手灵秀而立意高远的好文章。大一与大二时期，我们一起主编学校的刊物，宣扬自由与民主思想，时常忙得昏天黑地，凌晨一两点才能安然入眠。但最终因政治与经费等诸多原因，刊物做到第四期，我们无奈退出。其实在此前半年，W就已心如死灰。启蒙的叫喊震落的总是政治压制的钉子，而不是觉醒的年轻魂灵，他没有理由不失望。而在这本耗费了我们无数心血的刊物走上了“真理部”指定的康庄大道之后，昔日的反抗者W，却全身心投入网络游戏的温柔乡，从此万劫不复。游戏无疑是又一个世界，拯救了现实中失落的信念。与W同行的一帮热血青年，经历了那次挫败，纷纷各奔前程，有的背叛了曾经的梦想，走进公务员的投诚队列，有的则继续在荒芜的迷途中寻觅出路。惟有W成了半梦半醒的游戏者。而我们都认为，如果W不是生活在一个娱乐时代——游戏是它的显形之一，他必然不会如此决绝地放弃那让他瞬间就能血液沸腾起来的事业。但假设只是假设，W在大学后两年里，从来没有回头的表示。这个思想的猛士，留给我的记忆，只是毕业聚餐时举杯敬酒的形销骨立的影子，面色苍白，眼神漠然。
小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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