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指算来，中国现代教育已经走过了100年的道路。百年来的风风雨雨，成就自不必说，但在世纪初的转型潮流中，教育将往何处去毕竟还是令人关注的题目。看看最近的出版物，讨论教育的热情依旧有增无减，各种各样的图书层出不穷，有的热衷于往昔大学的荣光，有的则关注当下大学教育的现实，更有的从细部入手，探索诸如语文之类单独学科的改革可能。在这样的热闹中，文化期刊自然也不会落后。
《读书》：反思大学教育
年初有一本《逝去的大学》颇受学界注目，虽然这本书的内容大都曾经发表过，但因为书的主题重要，人们还是愿意就此进行讨论。再看4月的《读书》杂志，20多页的专题关注的同样是大学教育的题目。
和《逝去的大学》一样，《读书》也是从过去的大学入手，不同的是韩水法这篇《世上已无蔡元培》谈论的不仅仅是北大老校长当年的伟业，更多的是在研究当下大学校长们的心态，从这样的角度来看不久前轰轰烈烈的大学变革，倒还真是颇有趣味。
当年蔡元培能够塑造北大，一方面固然是蔡元培本人的才情和气魄，加上身边有一大批优秀的知识分子，而另一方面，也与当年的客观条件有关，蔡元培需要打破的东西不多，只要放手建设就可以期待好局面。如今主客观条件都不一样，大学本身也早已成型，相比之下，改革可比单纯的建设要难得多了。
《世上已无蔡元培》的作者把主要精力放在对大学本身作为的探讨上，在作者看来，今日的大学已经不复当年自为者的身份，而这也是大学改革难有成绩的一个原因。这种自上而下的分析有它的道理，但对于校园本身的力量似乎还是有所忽视了，王蓉的思考则正好选取了大学本身的角度。
《没有杂草的花园》写的是佛莱克斯纳，《现代大学论》的作者，反思的自然还是当下大学的处境。和此后那篇《“反思教育产业化”座谈纪要》一样，王蓉所针对的同样是教育中的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作者以世界名校的改革经验为背景，探索了教育改革应该持有的方向。座谈会上，人们的话题集中在诸如“扩招”、“基础教育”等实际问题上面，质问的是教育改革的价值基础，而王蓉的文章则从理念出发，以为大学改革应该坚持一点“优秀主义”的方向，而对于实用主义，可以“多元实用主义”，也就是分流来解决。所谓“没有杂草的花园”，说的其实是大学的学术化和精英化，这在今天听起来多少有点不合时宜，但对于大学来说，似乎只有如此才能真正获得学术翘楚的地位。
《天涯》：另一种思想资源
人们对当代教育的思考，主要借助的是西方的学术资源，从《读书》的专题也可以看出，欧美的经验是学人立论的基础之一。而这一期的《天涯》杂志，带来了利用另一种思想资源的可能性。
所谓另一种资源，这里指的是印度。今年年初，有消息说《徐梵澄文集》即将出版，这位学贯中、印、欧三极的学者算是中国学者中的另类，却也是真正的大师。现代印度号称有“三圣”，“圣雄甘地”、“圣哲室利阿罗频多”、“圣母密那”，有意思的是，三个人都对人的教育和进步极为关注。徐梵澄当年曾经追随圣哲和圣母就学，并以翻译室利阿罗频多知名，这期的《天涯》杂志带来的则是甘地的“真理静修院”的院规。
“真理静修院”由甘地创立，其实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教育机构，里面的成员共同劳动、学习、锻炼，倒有几分原始公社的味道。当年甘地建设这样一个组织，目的是为了培养“反暴力运动”的战士，如今它的历史使命早已完成，这时候看看甘地为这个组织设立的种种规则，就有了另外一重意义。
这篇院规，写于上世纪30年代，其时甘地正在坐牢，而他要求自己的学生的，首先是对真理的明了，然后是爱与自足。看甘地的院规，不难发现其中的宗教元素，甘地提出的很多要求，诸如谦逊、不占有等等都来自古老的宗教训诫，即使他谈论真理，也总是从敬畏真理出发，从来不涉及对真理的判断。这样的训诫，对于今天的读者可能很难有什么现实意义，但在当年，却产生过令人畏惧的力量。我们今天面对这些信条，首先应该想到的或许是它代表了另一种体认世界的方式。
在印度，甘地的思想不是惟一的，粗看起来，室利阿罗频多的学说和他也有相似之处。但仅仅以宗教之类来解释这些思想却未免太过轻率，对于中国读者来说，需要定下心来去看这种思想表达背后的那些东西。而在下判断之前，我们更需要了解印度今日的大学教育已经有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类似阿马蒂亚·森这样的学者更是赢得了整个西方的尊重。这时候思考印度思想对我们可能的参照价值，恐怕就不是一件没有意义的事情了。
大学改革和东方思想，看起来有点儿像是不相干的两件事情，但对于文化界来说，两件其实都是大事，而且也不难发现其中的联系。西方思想重学理，以之分析大学教育的问题自然合适不过，印度人则往往喜欢进入事物的本质，用他们的眼光来看我们现在的大学教育，其中的缺失其实是同样明显的。这时候我们还是不得不想到徐梵澄先生，这位鲁迅的弟子一生都为打通几种不同的文化传统而努力，而这种融合与创新的功夫，其实正是现在的我们应该去做的。
（ 责任编辑：文化频道：彭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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