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笔者经过毛主席纪念堂，突然一阵小雨落在身上，然后发现并不是雨水，原来有工作人员正给树木喷药。身边的一位教授说：“这位先生的小孩子的作文，可能会写‘我的爸爸每天早出晚归，辛勤工作，任劳任怨’，但是想不到自己的父亲把农药喷在别人身上，行人一个个在他眼皮底下落荒而逃。”然而，这种事情实在并不少。
检票进入天安门东地铁站后，有客人突然说要去洗手间，赫然发现里面没有公共厕所。最后，不得不出检票口去售票处旁的投币厕所。
一位中年女性在那里换币，仅有的两个投币厕所外，分别排了六七人。我无法解释为何站内不设公共厕所。
骑车经过某处路口，看见红灯亮着，赶紧跳下车来，交通协管却指示我现在可以走，我说等一等，突然有些头晕。于是，好心的协管员叮嘱我要多喝水，防中暑。感谢之余，我也在想，长安街的许多重要路口都有协管，他们“尽职尽责”，指挥自行车和行人争取了交叉方向红绿灯转换的“宝贵时间”，其中不乏像这位协管员一样的好心人。然而，在这些好心人的尽职尽责之下，自行车和行人却不必看红绿灯，只需听哨声了。真不知道，这是进步还是倒退。
我还看到，在有些城市的公共汽车内，往往有该路车经过的路线和站点的示意图，同时有电子或语音报站，告知前后站，非常方便。然而，这样的公共汽车在北京则不多。我想，在北京这个如此庞大又不断变化的大都市，这种小小的示意图对乘车者是很有帮助的，而且也不难设置。君不见，哪辆车上的广告牌缺席过？
“为什么盲道上从来没看到过盲人？”一位台湾教授向我提出过这样的问题。我回忆了一下，竟发现自己也从没见到盲人在盲道上走。教授追问，是否盲人没有出来工作或进行其他活动的必要或条件？
如果没有，那么现在的盲道是否只是与国际接轨的一个广告？我哑口无言，同时庆幸盲人不独自在盲道上行走，否则，很有可能被它指错了道。
以上种种，绝不是想发发牢骚而已。只是觉得在细节上，北京还不是一个宜居城市。就像大学之大不在于有大楼，对于一个城市、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而言，渗透在诸多细节中的人文精神，可能比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拥堵的宽阔马路更重要。
常常听人说到某国某地区的大城市去，觉得不如北京、上海，因为“那些楼都很旧，马路也不宽”。我听了不禁黯然神伤，思绪突然飘远，想起那些我们引以为荣的传统和风骨，也都很旧很窄了。
□岳宝英（北京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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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悲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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