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仅一周时间，制造伦敦恐怖爆炸案的嫌犯基本追查清楚。可以说，伦敦爆炸案之所以在短时间内有重大突破，秘方不在于侦破技术，而在于反恐理念的超越：极力摆脱了著名的“文明冲突论”，带来的不仅是全国的团结，而且是案情的突破。
伦敦发生的爆炸案，不仅是英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恐怖事件之一，而且是英伦三岛第一次经历自杀式袭击。从常识出发，人们在惊骇之后自然会想起流行世界的“文明冲突论”。基地组织、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处在社会边缘的少数民族，都可能成为制造恐怖的怀疑对象。
但是，英国人却表现出超常的冷静和团结，不同宗教信仰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没有竖起怀疑和误解的高墙。相反，人们似乎比往常更相互关切，维护伦敦“自由、宗教宽容、文化多样性”个性的意志更坚决，和谐生活在同一个社会的信念更强烈。
这种全国齐心反恐的氛围，是英国精英阶层的政治智慧营造的。负责首都安全的伦敦警察局在爆炸发生后说，袭击看起来像基地组织干的，但不能断言一定是他们干的，正在调查。在尚未找到证据的情况下，他们甚至没有想当然地把基地组织当做替罪羊，这让人感到他们没有多少先入之见，而是在严肃地办案。
首相布莱尔在爆炸案发生后立刻同英国的穆斯林社区领导人举行磋商，他说正派的穆斯林是不会搞恐怖的，爆炸事件是由极端和邪恶的意识形态造成的，其根源在于对伊斯兰教的曲解。
英国媒体的水准也很高。爆炸案发生的第二天，英国各媒体几乎都刊登和播报各色人种、各种宗教背景的受害者的头像，有的报纸特意挑选穆斯林受害者的肖像，告诫人们恐怖袭击者并不长眼睛，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离间文明社会的和谐共存，让人人自危、彼此怀疑。评论家呼吁人们在袭击之后保持冷静，避免马德里火车爆炸事件后西班牙发生的社会分裂和政治内讧。更有专栏作家指出，忘记“文明冲突论”吧，那是美国的反恐理论。建立在这个理论基础上的反恐政策，不仅不能减少恐怖，而且会引发更多的恐怖。制造恐怖不是伊斯兰教的信条，各种宗教信仰的人和来自各种文化背景的人和谐生活在一起，才是全球化时代的文明特征。
他们中没有人说“报复”、“回击”某个国家和某个宗教团体的话，也没有人提及恐怖活动的深层原因是文明的冲突。这使英国公民人人觉得自己是潜在的受害者，因此觉得自己可在反恐中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
警方的反恐热线电话开通后，一位爆炸嫌犯的家人打电话询问孩子的下落，结果成了侦破的关键线索。一天之内，警方根据地铁和被炸公交车上得到的个人身份证件、银行信用卡、闭路电视录像、炸药遗留物、DNA检测结果等，很快确认爆炸案嫌犯是英国青年。
当警方查明嫌犯是英国北部的青年穆斯林时，呼吁公众不要在穆斯林社区中寻找替罪羊，“不该指责和中伤任何一个社区是爆炸的元凶，他们需要的是安慰和平静。”这使绝大多数人包括穆斯林相信，“恐怖分子就是恐怖分子。他们没有宗教。他们发动针对我们文明的暴力袭击，是罪犯、邪恶的人。”查尔斯王子相信一种邪恶的力量被用来影响那些容易受摆布的年轻爆炸攻击手，他说这些人所追求的并非是真正的伊斯兰，而是把传统伊斯兰扭曲后的结果。 在恐怖分子和宗教派别间划出一条明显的界线，就能引导大众齐心反恐，英国甚至把恐怖分子嫌犯和他的家庭严格区分开来。这就不难想像，媒体对出了恐怖袭击嫌犯的家庭充满同情，让他们公开表达物理上和精神上“失去亲人”的痛感。
这是文明社会的风范，也是反恐利器。超越了“文明冲突论”，就能让更多的人站到反恐阵营。 (作者系旅英资深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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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悲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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