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年前的今天，是三宝太监郑和率大明帝国的庞大舰队七下西洋的处女航。
600年后的今天，很遗憾，除了政府把今天定为国家首个“航海日”是个亮点外，观纪念这一事件的着眼点、排场和阵势，我更多看到的仍然是商业炒作。
愚以为，就中国当下面临的严峻海洋战略态势，借纪念郑和七下西洋600周年，举国上下急需反省和检讨的是中国的海洋战略，唤醒和植入国人的海权忧患意识，而决不是重新陶醉于当年天朝大国的富庶与威仪。
郑和七下西洋比哥伦布跨洋大航海要早半个世纪。可叹天朝大国的海洋之旅除了排场、规模与时间堪称世界第一，却无明确的经济、军事、文化等战略目标。
稍后的西方跨洋大航海却不同了，先有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后有达·伽玛找到传说中的东方；再有麦哲伦论证了地圆说……由一系列新发现作依托，海洋贸易开始席卷全球，地域文化互相交融，科学技术彼此借鉴，为随之而来并持续数百年的西方工业革命开拓出巨大的市场。
反观我们，郑和七下西洋的终结日，却是持续5个多世纪的海禁政策盛行时。
时至今日，教课书仍将1840年定义为中国衰落的开始。其实，首次鸦片战争的屈辱恰是中国落后的结果，落后的成因抑或说苦果，正好栽种于七下西洋的那个时代。
“制海能力决定国家兴衰！”19世纪，马汉以军人的理性和史家的智慧著就迄今仍深深影响大国发展的《海权论》。他断言：“航海代表着一个民族的胸怀、眼界、意志、智慧、实力和未来。”
回眸近代东方与西方的发展史，检讨而不是声讨近代中国持续百年遭人欺侮的屈辱，马汉——一位前美国海军军官已提前在《海权论》中为我们准备了答案。
顺着马汉的“制海能力说”，抛开长期束缚我们“知己知彼”的意识形态争论，我们方可客观认知“黄色文明”为何难敌“蓝色文明”。由此，今天的中国所需要的决不是“现代郑和环球航行”这般商业炒作。
今天的中国，比历史上的任何时代更加离不开海洋。石油需求，已有一半须依赖“海洋”。进出口贸易总额的95%需要依赖“海洋”交易。解决台海危机，实现国家统一，必须跨越海洋的屏障。可持续发展的资源供给，将主要依赖于“海洋”。未来国家经济的重要构成———海洋经济，必须以海洋作为母体和舞台。
可是，与中国对海洋的巨大且紧迫的依赖相对照，国人的海洋意识别说与美、英、日、俄等海洋强国比，就是与周边的邻国比也令人汗颜。现有的海洋经济与我们所拥有的万里海疆和300多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极不相称。甚至于对海洋的自然认知、考察与研究，我们也无颜面对江东父老。
而更令人揪心的是，中国的海权正遭遇周边国家的轻蔑与挑战，我们的海洋大陆架资源长期遭受别国的蚕食甚至掠夺；我们的“海洋文化”薄弱又脆弱；中国海军至今还不能无所顾忌地冲破“第一岛链”的束缚而彻底摘掉“近海海军”的帽子。
捡一句看似刻薄实乃清醒的话语，失缺对海洋认知、开发、利用的航海壮举——郑和的七下西洋，无论用历史或现实的眼光看之，都很难称作真正的壮举。
于今，我们对海洋、海权的忧患与主张，我们强调“在现代文明的海洋里‘再下西洋’”，还不能仅停留于对海洋的开发利用和对海洋权益的维护层面。因为以大历史观和大文化观视之，海洋正越来越代表着这个世界的“主流文明”。中国要想真正实现民族复兴，必须在本世纪别无选择地接轨这个世界的“主流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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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悲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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