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培恒，1934年1月生于浙江绍兴。1954年1月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并任教至今。1985年迄今任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
东方早报：你是蒋天枢老师的学生，而蒋老师又是陈寅恪先生的弟子，你的国学根底是不是与清华国学研究院一脉相承？
章：复旦总体来说比较开放，不仅善于吸收外来的思想、学问，在用人方面也几乎没有界限。真正现代化大学教育中的师生关系与从前完全学徒式的继承已有所不同，但依然会有几个老师对人的一生影响巨大，我进复旦中文系念书后，受蒋天枢、朱东润和贾植芳先生影响最深。蒋先生教我要重视考证；朱东润先生教我懂得什么事都应该通过自己的思考得出判断；贾植芳先生启发我研究古代文学应该有新的理论指导，与新文学相联系，与外国文学作比较。
东方早报：之前你自己的学习计划是怎样的？
章：读研究生的时候，我希望自己在两年里能从先秦两汉、南北朝文学一直读到唐诗、宋词和元杂剧。蒋先生听后很不认可，说我本身没有基础，这样囫囵吞枣一辈子也读不出来。他自己做学问是从历史和语言文学入手的，年轻时写的《全祖望年谱》对清代史学研究很有帮助，对楚辞也有一套独特的看法，晚年因为致力于陈寅恪先生的著作整理，没能将这项研究进行下去。他建议我第一年读《资治通鉴》、《说文解字》，第二年校读《史记》、《汉书》，培养认真读书的习惯。
东方早报：你跟骆玉明共同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曾经是上海最畅销的学术书。听说1996年、1997年的时候，连理科学生见面也时常会互相询问看了《中国文学史》没有。一本纯粹的文学教材，能够引起那么大的轰动，你最大的创新是什么？（陈怡 采访整理）
章：我当时觉得，要阐明古代文学演变的过程，不能忽视它们对现代文学的影响。从前的文学发展史普遍推崇唐宋八大家，但到了近现代，除了林语堂比较推崇苏东坡外，鲁迅、巴金、茅盾等文学家中已经很少有人推崇他们；以往的古代文学史中，对六朝文学往往是否定的，从最早的陈子昂到后来的白居易等唐宋文学家，一直都批判齐梁诗风，但现代文学家中有许多人，包括朱自清，都很称赞六朝文学，这说明六朝的文学创作中有许多和现代人相通的精神。所以我尝试以人性为中心解剖中国古代文学的历程。
东方早报：人性总在发展，文学观念也随之变化，写文学史的人真的是很被动。你怎么保证你今天的评价将来不会遭到质疑呢？
章：确实，也许过了两百年，我们肯定的东西也会被后人批判，被认为没有道理，就像我们现在回过头看上世纪50年代对杨朔散文的评价。古代文学研究中尤其需要开放吸收外来、新生事物的观念，获得一种前瞻的视野。这在复旦一直有传统。朱东润先生前半生写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因为是用文言文写的，其中的超前意识不容易被发现，其实他已经对齐梁以前的文学评价较高，对金圣叹、李笠翁的文学批评都比较重视。刘大杰先生先在日本学习世界文学，上世纪40年代回国后开始研究古代文学，这样他写古代文学发展史的视角与游国恩、萧涤非、王起等学者也有不同。
东方早报：听说你近年又开始重写这部文学史，你认为时代和人性是这样急风骤雨地在变化着吗？这项工作现在进展得怎样了？
章：这部新的文学史现在写到了清代，我的想法是：人性发展了，文学观念会变化，但是文学的形式、艺术成就不会有太大变化。文学本身的特点是我的前一部文学史中考虑较少的，我希望在这部新书中来改进它，在肯定人性、文学演变的前提下，用形式主义的方法来考察文学的艺术成就。
（ 责任编辑：悲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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