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我在云南大学做了一个批评国内民间“环保组织”的演讲，顺口提了一句这些“环保组织”许多实际上是拿国外有政治背景的组织的钱的。这就让“环保人士”大为紧张，出来澄清绝无此事，暗示我在造谣。我当然并不是信口开河，证据就出在北京一家“环保组织”公布的财务报告的英文版，2002年度写着接受伯尔基金会36万元经费，该基金会的自我介绍中明确写着为隶属绿党的政治基金会。
这个问题本来没有必要深究，我也很理解为何“环保人士”对此那么紧张，因为他们很担心民间“环保组织”被当成民间“政治组织”。但是，现在有人公开地说民间“环保组织”就是政治组织（见李北方《欢迎看热闹》，载《时代人物周报》2005年6月13日），却没有见到“环保人士”出来抗议，大概因为作者乃是在替“环保组织”说话，捅破这层纸的目的是为了说明“方舟子以学术批判（指责某些环保人士不懂科学、没有进行系统的研究等）和道德批判（指责某些环保人士热衷炒作）的角度来否定环保人士的见解和行动是欠妥的，是一种缺乏政治学视角的表现。”
我既非政治学学者，对从事政治活动也无兴趣，被人说成“缺乏政治学视角”，本来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有人要教我新的视角，更是好事。但是看了这位看来很富有政治学视角的人士批评我的依据，视角却越发模糊了。
我认为环保应该以科学为基础，批评“环保人士”在做宣传时不仅不顾科学知识，甚至还有反科学、伪科学乃至迷信主张，无非是希望“环保人士”能够尊重科学，多听听科学家的意见，并没有要“环保人士”改行搞科学研究的意思。李北方却指责“方舟子忘记了，环境NGO的宗旨并不是科学研究”，真不知让我从何记起？如果我提倡科学的饮食，莫非李北方也认为我是要求大家都去从事营养学的科研？
当然，我也并不反对“环保组织”从事科学研究。国外有些民间环保组织就是以科研为宗旨的，国内有些民间“环保组织”也自以为在做科研。在圆明园防渗工程听证会上，“自然之友”的代表不就声称通过他们一年多的观察，已经可以证明防渗工程给生态带来的负面影响吗？只是搞科研更要讲科学，像“自然之友”的代表那样靠真实性很成问题的照片和不具有统计学意义的观察结果，是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的。
李北方之所以产生这样的误会，与其独特的政治学视角有关，以为要讲科学就应该去搞科研，只有搞科研才需要讲科学，其他行业、特别是政治这一行，就不必讲科学了，所谓“一项主张一旦具有了政治色彩，就具备了相对于道德以及科学等领域的独立性。”我没有什么政治学视角，但是还有公民视角，看不出人们为何不能对一项政治主张提出至少不要违背道德和科学的要求。比如说，种族主义也该算是个具有政治色彩的主张吧？难道我们就不能驳斥这种主张既不道德也不科学？
或者，用李北方举的例子来说：“正如曾与施瓦星格竞争加州州长宝座的美国三级艳星玛丽·凯利，她提出的政纲是通过对乳房移植收税来减轻财政赤字，并且穿着三点式参加辩论骚首弄姿，但法律不能以其主张不符合科学和其行为有悖于道德为由剥夺她的参选资格。”说得很对，但是，我不主张剥夺三级艳星的参选资格，却并不妨碍我去驳斥其主张的荒谬；同样，我驳斥“环保人士”的荒谬，却并不主张剥夺其言论自由。批评一个人的政治主张和剥夺一个人的政治权利，是两码事。可惜，许多人都搞混了这二者，一见到有人挨了批评，就以为是在遭受政治迫害，便要摆出誓死捍卫其说话的权利的姿态，这样的政治学视角，也未免太富余了点。
（ 责任编辑：悲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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