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对待穷人？这是一个问题。唯物主义历史论者甚至会说，从古自今，这是决定历史兴衰荣辱的主要问题。前天，北京市崇文区体育馆路街道10个社区，将享受社会最低保障待遇的人员名单第一次全部张榜公布，接受群众监督，引起一些争议（见6月7日《北京娱乐信报》）。
争议早在去年就开始了：宁波、北京等地有民政部门为低保申请举行听证会，凡申请者必须面临街坊四邻的质询；随后，一些地方相继采取了社区内的公示制度。
据称，这样做是为了让低保户接受群众监督，让低保金真正发放到困难群众手中，防止那些骗取低保的行为。有的民政部门甚至宣称，是否享受低保要由社区居民说了算。
我不知道“由社区居民说了算”是否符合相关法律规定，由社区群众对低保申请者事先进行调查和侦查，并在听证会上当庭质疑，然后张榜公布，无疑对于低保金发放目标的准确性有一定的保障。但是，这样做会产生怎样的副作用，是否会和社会福利的初衷相矛盾，却是一个大大的问号。
中国自古强调“民本”和“仁政”的济贫思想。《尚书》说：“德惟善政，政在养民”。《孟子》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但“养民”思想重在社会整体和国家控制。
而近代中国的济贫制度则借鉴了西方社会的福利思想，强调了个人权利和国家义务。福利思想的基础是承认社会机制和权力运作的不完善性，使得一些人沦为弱势阶层，这些人有权利要求补偿，国家也有义务对他们进行救济。
个体权利伸张的基础，就是确立个体生命的尊严。中国古代儒家思想中虽然没有凸显个体权利，但是却从个人的道德修为方面强调了个体尊严。其中跟救济有关的最著名的故事，就是出自《礼记》的“嗟来之食”，讲一个财主救济饥民时，喊道“嗟，来食！”一个饥民回敬道：“我正是不吃嗟来之食，才饿成这个样子的！”
这个财主如果是现代民政局长的话，他显然没有完成社会福利救济的工作。一定有很多饥民也吃了嗟来之食，但是心里却由此感到屈辱，同样没有起到福利救济作用。社会中忍辱负重的人多了，于稳定没什么好处。
在任何社会，贫穷本来就是一种羞辱，至少不是一件光荣的事。社会福利除了物质救助之外，同时也是为了表现社会的善心和体谅，帮助他们减少这种羞辱。陀斯妥耶夫斯基在小说《罪与罚》中写了一个大学生杀死房东老太婆的事，杀人原因之一就是由贫穷带来的耻辱感，因为有一个家伙对他说：“贫穷不是罪过，可是一贫如洗，先生，一贫如洗就是罪过了……在赤贫的境遇里，我头一个就该侮辱我自己。”
讲这些极端的例子，并没有危言耸听的意思，只是说明维护穷人的尊严的重要性。在对低保户的公示争论中，低保户们所抗议或者忍受的，显然就是尊严遭到侵害的事。我国政府强调“生存权是最大的人权”，但绝对没有说过这是全部的人权。维护每个人的尊严，尤其是弱者的尊严，显然是文明社会的准则。
即便是所谓“纳税人的钱”，以“接受群众监督”的名，也不能侵害弱者的尊严。这显示了有关部门对于公示的滥用。公示显然应该是民主社会中，民众对于权力部门和权势人物的监督，因为这些部门和人物可能滥用公权，其危害远远大于其他；而不是由权力部门将任何事情都交给“群众监督”，而将自己应该履行的程序简化甚至省略掉了———在发达国家，福利申请也有很复杂的表格和程序，但都是政府相关部门精心设计、认真工作的结果。
□长平（上海媒体从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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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悲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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