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媒体报道了好几件警察犯案的大新闻。成都火车站派出所警察与小偷勾结，该所三分之一的警察涉案，有的警察成百万富翁。福州市晋安公安分局警察与黑势力勾结，制造“持枪敲诈、抢劫案”，枪杀无辜公民，劫夺财产。太原警察刘立民与北京警察李忠义发生纠纷，一个电话打出，9名社会人员寻至李所住旅馆将李打死。
这每一起案件，都是报道一出，马上成为注意力焦点，追踪不断，评论如云，完全当得起“反响强烈”这个说法。人们的反响如此强烈，是因为这些事情超出了人们对警察队伍现状的预判，还是因为这些事情证实了人们对警察队伍现状的预估？如果是前者，人们的强烈反应将主要是震惊，看看现有的评论，又有多少人表达了对这些事件的震惊呢？
事实上，我们已处在一个不知惊讶为何物的时代。面对任何恶劣的事情，人们最多只有震动，而很少会有惊讶。这到底是为什么？仅仅是因为人们已经习惯于把事情设想得太坏，太超出常理，还是因为人们已经见得太多？就算是因为人们已经习惯于“把问题设想得严重一点”吧，这种习惯何以会形成，不也值得深思吗？
这些恶劣事件不过是人们表达对社会问题的看法的承载物，看法其实早已在人们的心中。警匪勾结的问题、警察特权和“地头蛇意识”的问题，以及早前一些报道使人关注的冤案机制问题、腐败内在原因问题，人们都早有自己的判断，这些判断来自于他们的日常生活，来自于他们社会交往中的一个个具体细节。严重事件的出现，不过使这些一般状态下无法表达的看法获得一个流淌的闸口罢了。
如果要刻意回避，这样的表达仍然可能被延迟。如果这些恶劣的事件不被报道，不变成大范围的公共话题，那么这些事件仍然只是作为一个小范围的事件，使身历者得以强化自己的社会印象，那样上述问题不会被如此广泛地讨论。这固然可以使震动不致形成，却使人们的压抑感得到强化，那些身历其事的人们会感到“无处诉说”。
如果每一件恶劣事件都难以公开，每个人都会产生难抒胸臆的感受，那么整体性的郁闷与压抑就会形成。一些冤案的事主及熟知他们经历的人会有“难见天日”的感慨，归根结底，乃是因为冤情得不到舒张的孔道；一些恶劣事件不能得到公开的议论和评说，使知情者产生“所有人都在同流合污”的判断，根本原因就在于人们对公正的渴望不仅失去了表达的机会，而且难以得到社会机制的回应。
当一个又一个恶劣事件被放过时，旁观者从中吸取绝非积极的“经验教训”，而受害者的冤抑感被个别化了，这使得他可能产生自己的遭遇“最不幸”的判断。这样的事情如果足够地多，那么就会有许多社会成员变成沉默的火山，哪怕火山永不爆发，人们也将变成一个个单子化的生物。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人都在为自己奔忙与算计，社会冷漠与道德冷漠一并发作，公共生活事实上已经消失。
一个开放的社会才能避免社会冷漠，才能整合社会成员的共同认知。开放社会首先是心灵开放的社会。人们对社会生活的公开谈论，无论口耳接谈，还是书面表达，都是社会化的交谈。可以想见，一个“不要与陌生人说话”的社会，人们内在的危险感会是多么强烈，在那样的处境下，“他人即地狱”不是什么高深的哲学命题，而成了生活的描述。
无论什么事情，无论涉及到谁，都应当让人们自如地进行社会交谈，让人们自如地表达他关于自己、他人和社会的所有感受、经验与理念，让人们自主地获知他所愿意知道的公共生活以及他人境况的信息。因为从道路以目的古老时代到古拉格群岛的生活现实都证明，一个社会非此则不会有个人的社会化存在，因此也就不会有真正的公共生活，非此社会不成其为真正的社会，更遑论“和谐社会”。
(作者系《长江日报》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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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悲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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