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刚写了篇《刘翔败诉大有深意》（见5月31日江南时报《评论·专栏》），现在又写《王志文胜诉大有深意》，不亦宜乎？
在电影《芬妮的微笑》新闻发布会上，演员王志文公开表达了对自己主演的这部影片的不满意，称该片在莫斯科获奖是莫斯科人瞎了眼睛。此举被圈内一些人视为违反了“行规”，王志文因此被投资方告上法庭。这场官司前前后后打了两年，近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宣告王志文胜诉，对原告方面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按照所谓“行规”，既然大家组成了一个拍电影的团体，就应该紧密团结在制片人周围，尽可能把电影拍好、卖好，既争取团体利益的最大化，也保证所有参与者都有一个好的回报。你王志文作为主演，无论你与编剧的矛盾有多深，对《芬妮》的意见有多大，也必须识大体，顾大局，严防家丑外扬。
法院的终审判决，看来是维护了王志文“想怎么说就怎么说”的权利，而与所谓“行规”的精神大相径庭。原告方虽然败诉了，但他们完全可能摆出很受伤的模样，在各种场合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对王志文进行道德控诉———比如骂他“不地道”、“极端个人主义”、“缺乏职业道德”。在中国的国情和语境中，这种道德控诉很容易博得人们的理解与同情。
一个人参与到一项活动或事业当中，如果他对该项活动或事业的计划、目标、运作或结果有比较大的不同意见，而由于种种原因他又不便马上退出，那么，他是否有权利公开表达他的不同意见？如果说他有这个言论自由，那么他公开表达不同意见，将该活动或事业的内部分歧与纷争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样做是否违背了职业道德？从维护从事该活动或事业的那个团体的特殊利益的角度看，这个主动将家丑外扬的“异类”很可能违反了团体的内部规定或章程，理当被开除、驱逐。在该团体内部的一些成员特别是主要负责人看来，这个“异类”可谓丧心病狂罪大恶极，不严惩不足以昭示团体的威严。
但是，在现代社会，一项活动或事业或多或少都具有某种公共性，如一部电影一定意义上可视作一个公共产品，如果从维护包括公众知情权在内的公共利益的角度看，这个“异类”的做法就相当于告诉公众，该团体并非如一向宣称的“铁板一块”，提醒公众在选择该团体提供的公共产品时不妨多留个心眼儿。我不能说“异类”王志文对《芬妮》的评价一定就是千真万确的，但他以一个主演的身份公开向观众发表自己对影片的“负面”意见，是对制片人向观众提供的绝对“正面”的意见的一种补充，对于观众的判断与选择而言，如此这般的“负面”信息无疑是必要的，是富有价值的。于是，王志文在投资方和制片人眼中是“异类”、“叛徒”，在明白了这一层利害关系的人的眼中，他却可能成为了不起的英雄人物。
每一种职业都有职业道德，从业者对所属单位、团体的反省与批评向来难能可贵，当是职业道德的应有之义。只要第一没有虚构事实造谣中伤，第二没有抓辫子扣帽子打棍子无限上纲上线，批评作为一种言论自由，就应当受到法律保障。王志文对《芬妮》的批评令一些人不能容忍，但却在法律可以容忍的范围之内，故法院判他胜诉，或许不合“情理”，却符合法理。王志文胜诉背后的深意，窃以为就在这里。
（潘多拉，《北京青年报》评论员，青年杂文家。）
原标题为《王志文胜诉大有深意》
（ 责任编辑：悲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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