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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批评中国作家没有思想，这本是千古善事，成为文坛一景，也是势在必然。只可惜批评者本人亦无思想，以无思想而批评无思想，极类夏虫语冰，太监说性，无怪乎引得嘘声一片，风景是有了，只落得个一景不如一景。其大标题下是“中国作家为什么没有思想”，然而自己在文中却扛不动思想来论理，只谈些学历和经历，或者是抄一些“价值观”、“反生命”一类的术语，已是贻笑大方。

　　批评则批评矣，但请莫道学历，莫论经历，扛不动思想无妨，因为中国的学府和学界沾染了太多的官气、匪气和酸气，无论博士与否，谁也无奈。没想到，中国文学界在“下体秀”、“少年秀”之后，又被操弄出“博士秀”。在文化的盲区，盲人习惯了黑暗，那就不必摸象，继续修炼则已，可有人偏偏要出来献丑。

　　如果以作家的学历作为批评的论据，那不仅仅是现代人要发笑，世界上好多已经去世的文学巨匠也要被气活的。莫泊桑二十岁时应征入伍，退伍后一直做着小职员；马克·吐温十二岁时就被迫自谋生路，当过学徒、报纸投递员、排字工、矿工等；欧·亨利十五岁时就开始当学徒、牧羊人、会计员等；卡夫卡的专业是法学；契诃夫和鲁迅的专业是医学……因为作家所不同于学究的区别在于，他们靠的是灵性和颖悟，他们的许多拥有是独享的，而不像学术研究是资源共享，更不能依靠时间和钻研，远非拆散几本线装书，或者翻腾几下西洋果所能比的。有此同感者不乏其人。小说家塞万提斯在谈到掌握语言时说：“一句蠢话可以用拉丁语说，也可以用西班牙语说。”思想家蒙田则说：“存在着两种不同类型的无知，粗浅的无知存在于知识之前，博学的无知存在于知识之后。”他还说：“我们应该考查谁学得更好，而不是考查谁学得更多。”教育家爱默生就大学教育说：“学院憎恨天才，正像修道院憎恨圣徒。”

　　不过回过头来，中国作家的好作品也确实少得可怜，小东西有时还能残喘几年，大部头极少有五年以后读起来还津津有味的。那么，每年的那么多获奖作品又作何解释呢？那么多美妙绝伦的评论又作何解释呢？每年的《小说月报》、《小说选刊》等选了多少好小说呢，还给栏目起了那么好听的名字，什么“精彩阅读”啊，“第一阅读”啊，往往还附有高妙的评语。可一年以后呢，三年五年以后呢？搁书店里三折还没人买！曾经受到那般漂亮而绝世超尘评价的作品，为什么眨眼就变成一堆垃圾了呢？

　　掌握纸质文学媒体的既有资深编辑，又有领国家工资、有国家给予的职称的文化官员，也可能是知名作家，而搞评奖和评论的大体上还是这样一批人，长久以往，便形成了一种规矩：发在某些刊物上的作品，常常也就是备受推崇、极易得奖的作品。这样做的好处自然是，既维护了刊物的权威，又维护了评奖者的权威。这在文艺界是一种普遍现象，只是没有歌词界、作曲界、晚会界那么黑罢了。当然这背后隐藏着老一辈的一种困境：所谓矮子里面拔高个，无论如何，总不能不出刊吧？总不能不评奖吧？

　　其实年轻人也有自己的无奈之处，有些前辈总是喜欢画地为牢，肥水内流，居功不退，有的年轻人才会出此下策，出现一些可笑的举动。比如，有个年轻博士在接受采访时曾经谈到：“贾平凹、余秋雨各有很不错的作品传世，鲁迅、巴金、金庸、莫言、王朔、摩罗、李建军也都有他们值得尊敬的成就。”读者一看就乐了，有这么排序的吗？居然把自己的几位年轻朋友排在“大名家”后头，真是悲哀之举。不信，请看看这几年出名的年轻人，女的靠什么出名，摆在我们面前的作品，因为没穿裤子，所以一目了然，至于背后是怎么搞的，不得而知；男的，除了几个是学生（请注意：学生是另外一个卖点）外，如果身份是社会人，几乎全是靠所谓“酷评”才成名，比如王彬彬（二王之争）、余杰（二余之争）、葛红兵（悼词）、朱文和韩东（断裂）、蒋泥等几位博士（作家批判书）。细想想，他们实在是没办法啊。

　　真希望有些志得意满的作家们回头看看，什么才是有思想、有影响的作品：《汤姆叔叔的小屋》的作者斯托夫人被林肯称为“引发了一场战争的小妇人”，《百年孤独》完美地描述了人类“儿童状态”对于恐怖与无助的自我意识，《战争与和平》对于人类共同苦难的探究至今无出其右者，西方现代派作品曾经让中国作家群体疯狂模仿……而在我们这里，说句不中听的话，真是时无英雄，竖子成名（特别声明：不是每一个竖子都成名，也不是每一个名家都是竖子）。这是一千六百多年前的阮籍面对刘项争锋的古战场，摇头发出的幽叹。一千六百多年过去了，时世何其相似！

　　如此混乱局面恰是由思想矮化引起的。挺拔的竹林从来不互相纠缠，乱长的蔓草则总是在吵吵闹闹。这种现象是很值得好好玩味一番、细细梳理一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