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安徽省有18个县(区)委书记因卖官、受贿等行为被查处，造成这一现象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绝大多数干部的沉默”。在该省所有“书记垮掉”的县区都存在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那就是绝大多数干部“虽然知道他坏，仍然跟着他走”。
新一期《瞭望》新闻周刊报道，近年来，安徽省有18个县(区)委书记因卖官、受贿等行为被查处，县级的书记岗位成了腐败的“重灾区”。同时，在该省所有“书记垮掉”的县区都存在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那就是绝大多数干部“虽然知道他坏，仍然跟着他走”。安徽省纪委的专家指出：正是“绝大多数干部的沉默”、“毫无责任感的沉默”，形成了这些贪官们腐败行为愈演愈烈的“黑色土壤”。
那么，绝大多数干部为什么会“毫无责任感的沉默”呢？从报道来看，最关键的原因有两条：一条物质层面的，“他卖官敛财，我送钱升官”，相互间构成了利益共同体，因而“不得不沉默”；第二条是精神层面的，小团体内部存在着一套能够凝聚和约束本团体人员行为的精神，即所谓的“义”。如果说物质层面的买官卖官给团体内人员带来了实实在在好处的话，那么“义”则使他们免除了良心上的谴责。
“义”是小团体利益的表现。“义”的最大特点，就是没有国家，没有人民，没有法律，只有团伙，只讲哥们义气关系，对内大胆包天地相互救援，对外则放肆地同仇敌忾，一切政策法规均被小团体的利益所扭曲和利用。比方说，在阜阳市，连街头小贩都知道原县级阜阳市委书记王汉卿卖官，却始终没有一名干部站出来揭这个“疮疤”。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以“义”为核心的“潜规则”在这个地方完全压倒了党纪国法构成的“显规则”。
因此，在一个地方，当“义”在官员中开始蔓延的时候，单靠现有的监督力度就远远不够了，因为“义”能够很轻易地把专事监督的官员也纳入其中。定远县委书记陈兆丰卖官、受贿来者不拒，“陈千万”的绰号早已街巷尽知，但县纪委在掌握了斋朗乡书记周家银给陈兆丰行贿的确凿证据后，仍然“不正常地沉默着”。甚至一些上级官员，也不会轻易地触犯这些“潜规则”。以至于当地农民说道：“到马路上走一走，一些主干公路边大建‘小康墙’装点门面，朝路的一面气派光鲜，墙后就是破败寒酸的农舍，只要伸个头就能发现的‘秘密’，领导会看不见？装糊涂罢了。”
要打破这种违法乱纪官员之间的利益结盟，就必须通过新的制度设计，让公众能够更多地对官员进行监督。因为“义”只为小团体所用，不可能将公众纳入其中。据《人民日报》报道，从去年到现在，在河南省立案查处的职务犯罪案件中，有72%来自群众举报。这足以说明，公众不仅有监督的热情，而且也有监督的能力。只有社会公众的充分参与，才能实现真正的“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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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悲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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