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在公路建设中探索招投标改革，规定同一时间递交招标文件，标价最低者即可中标。别以为这“标价最低即可中标”不该成为新闻，据称，以往的综合招标法在开标、评标等各阶段，都容易出现人为因素的影响而产生腐败。而“最低法”在对投标人资质予以量化、公开后，只考虑投标价一个指标，剔除了人为因素。既解放了权力核心的交通厅（局）长们，也解放了企业。
从1997年至今，从1997年至今，河南、四川、广东、贵州、江苏、安徽等省的14个交通厅长、副厅长因为“工程腐败”受到查处，“工程腐败”成了我国反腐事业中一个久攻难破的堡垒。显然，交通系统出现这么多腐败分子，已无法用“偶然”来解释。交通厅长的集中腐败，涉及到历史转轨的某些必然原因，选人、用人机制，更有工程内部管理机制、招投标执法不严等诸多问题。四川省在工程招投标制度上的改革探索，用施工企业的话说，就是“‘玻璃房子’中的竞争”，剔除了许多搅混水的“关系竞争”，撤去了交通厅（局）长们以权谋私的幕布，削弱了他们或“主动迷失”、或“身不由已”的腐败条件，这种从制度防范入手的反腐探索，从某种程度来说，确实起到了对干部的保护作用。
但是，从四川省的此项改革中，我们也不难看到，所谓的“最低法”招投标，其实并没有多大的“技术含量”。换言之，这样简单的办法，不太可能一直没人发现或提出实施建议，而是早就应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使用。而之所以没被使用，实在是因为太多的人、太需要权力的“运作空间”来达到自己的个人目的了。而一旦这样的群体观念形成了“潜规则”，种种本不合理的制度，便会在权力的解读下，堂而皇之地合理化。
笔者以为，“工程腐败”的参与者，不可能只是交通厅（局）长；“工程腐败”的运作链条，招投标也仅是其中一环。如果从这个视角看，一个“‘最低法’招投标”对于整个“工程反腐”的作用，还比较有限。因为事情明摆着，就算是企业资质没有问题，就算是投标文件规范、标价最低，可如果中标企业在施工中偷工减料，而招标单位在工程监理、验收等环节存在人情因素，“最低法”招投标的价值自然大打折扣，“工程腐败”同样会大行其道。因此，上述做法固然可以有效保护交通厅（局）长在招投标环节陷入犯罪泥潭，但从更大视角来看，这只能算完成了“工程反腐”中的一个结构目标，还需从工程运作整体的高度，拿出更加科学、规范的制度，才能真正保护工程中所有参与者，而不仅仅是交通厅（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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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悲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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