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圆明园环评支持防渗工程！这是6月19日《新京报》报道的标题。尽管清华大学环评机构称，目前只完成分组报告未汇总最后结论，但按照无风不起浪的思维，公众大抵会想：八成是这样的了！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已获知有关内容，并召集专家紧急磋商；门户网站上的网友热评也已爆棚。
北大教授俞孔坚的说法是“反对派”的“纲领性意见”：任何有害于完整性和真实性的工程都是错误的，即使环评报告100%支持防渗工程，也不能成为目前正在进行的圆明园改造工程的依据和借口。圆明园环评报告如果出炉后公众发现真的是“支持防渗工程”，那会怎么样？这是一个有意思、颇好玩的问题。
如果“圆明园环评报告”也被铺上一层“防渗膜”，那可是什么样的美妙情形呢？当圆明园铺设防渗膜工程变成了国人瞩目的公众事件后，几乎成了一场生死博弈。如果我是圆明园的主儿，那我肯定是要竭尽全力保护这个接近尾声、影响人生的工程的，而目前最佳的“保护手段”就是，给环评和环评报告铺上一层“防渗膜”！即使做不到滴水不漏，那也得获得整体上的支持。这个事操作起来是有“利好”条件的：这是你“研究的”与我“被研究的”“两者”之间的关系，“第三者”的监管眼睛远着呢。
当然，以上所说只是假设。换个角度，从接手了这个“烫手山芋”的研究者这头看，事情往往也是玄妙的。我发现研究者的一个奇怪特点是，弄着弄着就爱上了它！譬如，研究中国古代皇帝的，研究着研究着，就潜移默化地喜欢上皇帝了，下笔就不知不觉地为皇帝歌功颂德了，极权专制中皇帝之大谬也就忽略不计了，最多蜻蜓点水一笔带过。这是不是一般规律呢？钻进故纸堆的专门研究都会这样，面对现今世俗世界的“评估研究”，夫复何言？
哲学大家克尔凯戈尔曾说：“我的奢望是，但愿有可能阻止一个知识分子蜕变成世俗的工具。”我们理想中的“知识分子”，应该是崭新世界的开拓者，但不幸得很，世俗的力量总是很强大的，它有足够的吸引力将你拉到它身边成为它的工具。一旦成为世俗的工具，学者大抵也就成为伪学者了。见了伪学者，克尔凯戈尔是气不打一处来的，他说：“我恨那些伪学者——我在晚会上，有几次不是故意端坐在某个靠嚼家庭琐事为生的老处女身边，怀着最大的兴致听她唠叨呢？”好在当我们出台什么什么学术报告、弄出什么什么研究成果时，即使那“东东”还不如老处女所嚼的家庭琐事，也是没有人为此感到有些许羞愧的。
从宏观层面看，有一个基本道理是：程序正义不一定抵达实质正义，程序正确不一定抵达实质正确。譬如，作为“程序正义”中环节之一的“听证会”，有多少最终是能够抵达实质正义的？所以，有时候我们不能对程序正义抱有太大的幻想：程序正义不是万能的，当然，没有程序正义是万万不能的。
为错误付出昂贵代价以改正修补错误，那是可贵的；为错误不付多少代价以避免修补错误，那是可耻的。这是一般性的道理。围绕圆明园防渗工程，各方已经博弈了那么久，是否最终真的要靠今后长时间的实践来证明一切呢？
（ 责任编辑：悲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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