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身份为编辑的北京开车人，在 6月18日《南方都市报》“虚拟@现实”专栏上撰了一篇“从实际出发”的文章，题目是《一个北京司机看杜宝良》。这个自称“填补空白”的文章，开篇就很奇怪，说杜宝良事件中“议论极多”，“似乎还没有从司机角度议论的”，那个因“违法驾车”105次糊里糊涂被处罚的杜宝良，不是“司机”吗？“替杜宝良喊冤”，难道不是“司机”的角度吗？
当然，自认为自己的文章“填补空白”，无论真假，不算什么事。问题是，“作为一个开车人，听到杜宝良的故事，别管这中间有多少说道，我的第一感觉就是解恨”，这篇文字就在“解恨”两字的统帅下，通篇充满了似是而非，不能不予以指出，“以正视听”。“解恨”文字有三谬，我称之为小谬、中谬与大谬。
小谬：把自己七窍生烟地堵车归咎于“杜宝良式违法”，因而一听说“杜宝良式违法”被“查处”就“解恨”，看不到是谁在“涵养”种种“杜宝良式” 的违法。自然，违法行车、出了车祸等等，都是堵车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杜宝良式” 的“违法”是表因，背后恰恰是交警悄无声息地纵容甚至涵养了这种“违法”。纵容和涵养违法，本身就是执法者的大恶；惩罚得越多，说明违法现象被涵养得越多；违法现象涵养得越多，导致堵车的自然就越多，整一个成了“恶违法大循环”。执法者“涵养”违法，筑池放水养鱼，违法的“鱼”越多越大执法者就越来劲。执法者满心思期待着你违法，看着满世界违法他就高兴：你开车，请多多违法吧，我好罚款；你嫖娼，请多多地干吧，我好罚钱。所以，从“杜宝良事件”中折射出来的“因违法而堵车”问题，恰恰不是杜宝良造成的，而是警方导致的。杜宝良刚开始状告警方，不是又有“新新新闻”出来了吗：某外地来京人员，被电子眼记录97次违章，累计罚款几达两万元。想想吧，如果这种事情不是出现一两次，而是多年来出现了一两万次，那将是一个什么样的堵车局面啊！
中谬：盲目崇拜“罚款”，以为用狠招“整治”就能缓解堵车。文章说，“每当堵在路上，看见那乱开的主儿，我是打心里恨。”“我觉得，正是杜宝良们的所作所为，使得道路上经常处于‘每个人与每个人的战争’这么一种野蛮状态。不用狠招整治这种野蛮状态，想缓解堵车，没门。”如果狠罚猛治就能缓解堵车，那么，这世界的交通管理就太容易了，再罚几个杜宝良，北京就不会堵车了，全国各地也都用不着费尽心机想破脑袋寻找破解“行路难”的良策了。堵车问题，是一个真正不折不扣的“综合难题”，道路占有率是否达到城市土地面积的20%？单向行驶等道路使用规划是否准确？现场指挥管理是否到位？等等等等。这些方面存有问题，是“堵车厉害行路难”的前提，而有了“堵车”的形态存在，加上缺乏有效的现场管理，才会出现“乱开的主儿”。“本”与“末”在这里要分清楚，不可倒置。所以，那种倡导“非狠招整治无以缓解堵车”的谬论，恐怕只有交警拍手欢迎，因为正中他们下怀。如果这种理念得到普遍的认同和广泛的使用，那将是整个交通管理系统的大悲哀，其他管理系统如果也仿效“以罚代管”的做法，那么，实践将会无情地证明必定越罚越乱，不可收拾，所谓“解恨”，必定是越解越恨。
大谬：以为自己拿“民主”为自己打掩护，就真的掌握了“民主社会的真谛”了。文章最后一段是这样的：“对比其他评论文章，我承认，我写得有点恶言恶语，可能很多人坐在书斋里会感到很不习惯。可是，我是真正从自己切身利益出发写这个东西的。而基于自身利益诚实地发表意见，正是一个民主社会的真谛。”所谓“恶言恶语”，从来不可怕，更不是习惯不习惯的问题，可怕的是“胡言乱语”，一本正经、自以为是、似是而非的“胡言乱语”。瞧瞧这种“胡言乱语”吧：“杜宝良们自己可以喊冤，但其他人我看倒不必跟着滥施同情。你同情，是因为你坐在书斋里敲这些同情的文字。”“他人”为他人发表意见就不行了？这是什么样的“民主真谛观”？难道连“我不同意你的意见，但我绝对尊重你发表意见的权利”这样的常识都忘记了？难道连德国牧师马丁·尼穆勒1945年形容纳粹施虐时人们袖手旁观的那段名言也忘了？其他不是司机、没在北京开车领教堵车的人就没有“自身利益”可以“基于”了？“民主社会的真谛”我不懂，但我知道，“基于自身利益荒谬地发表意见”以“解恨”，这绝不可能是“民主社会的真谛”；而讥讽他人“坐在书斋里敲同情文字”为“滥施同情”并且恨不得他人闭嘴，更是距离“民主社会的真谛”十万八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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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悲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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