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罗汉乡的农民李超，大儿子念初三，最小的孩子念小学，为了能让孩子上学成才，李超心劳形困，但仍捉襟见肘，无奈之下，他铤而走险从事贩毒，但终被警方抓捕归案。（见6月19日央视《经济半小时》）
众所周知，“不肯花教育的钱，就要多盖监狱”，教育的基本功效就在于启人心智，塑造灵魂，使受教育者具有“举头三尺有神明”的道德自律和“天网恢恢，恢而不漏”的法律敬畏。而毒品则是剔骨尖刀，它能腐蚀肉体，吞噬灵魂，林则徐曾说：“毒品危害，猛于洪水猛兽。”贩毒供孩子读书，这种荒诞的巨大反讽狙击了农民李超，也刺痛了诸如我辈的局外人。
老实巴交如李超者不会不知道贩毒是一条漫漫不归路，他也不会不知道靠贩毒来供养孩子读书与饮鸩止渴无异，但是“把孩子培养成才”的朴素愿望和不堪的困窘现状使他抱有侥幸心理。孩子的学费对李超而言是天文数字，而劬劳的耕作换取的血汗钱又只能是杯水车薪，可以想见，供养孩子读书是李超们无法求解的难题。如此一来，“九年制义务教育”难道成了一纸空文了吗？当然不是，但是现实证明，一语风行数十载的义务教育许多时候恰恰成了家长的义务，孩子受教育一开始就成为家庭的负担。
1870年普法战争取胜后，普军元帅毛奇感叹：“普鲁士的胜局是在小学教师的讲台上决定的。”而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痛心疾首于当时的教育乱象，陶行知一针见血地说：“中国的根本问题，便是中国乡村教育之根本改造。”那么，如何改造？首先即是要实现教育公平，“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历史怪状不能重演，教育投入不能厚此薄彼，穷山僻壤的孩子与繁华都市的孩子一样机会均等，都应该接受完整的公民教育，真正享受义务教育的普及和公平。
毫无疑问，教育的本质是福利而不是赢利，但是鼓噪教育产业化的论调仍有市场。高校攀比之风愈演愈烈，扩招时“大跃进”、兴建大学城时实行“圈地运动”、办学目标要“赶超世界一流”……花样翻新，不以而足。而巨金打造重点高中之风也在蔓延，这些重点高中不仅在师资上尽是精良之辈，还优先霸占资金的划拨。相反，农村教育的经费投入严重不足。农村教育举步维艰，校舍简陋，师心涣散，孩子因贫辍学的现象并不鲜见。于是，教育金字塔顶端的高等学校和底端的农村学校形成强烈的反差；于是，因学致贫——因贫而奸邪之心生——因奸邪而陷囹圄——因险囹圄而顶梁柱坍塌——因顶梁柱坍塌而学业无以为继的李超式悲剧终于上演。
不久前，支教英雄徐本禹的感人业绩一经披露，顿时感动中国，但是诺大个中国即便有千千万万个徐本禹站出来，也仅有补漏之功，却无匡正之力。如果说徐本禹为农村教育的不公正提供了正面诠释，那么李超贩毒供孩子读书则以反讽的方式为教育不公平添了反面佐证。扭转教育不公正是多方利益主体博弈的过程，但如何均衡地切好教育投入这块蛋糕，使各方得以利益均占，这首先考验的是政府的施政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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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悲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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