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最近一期《瞭望新闻周刊》报道，近年来，安徽省有18位县（区）委书记（或离任不久而犯罪事实集中在任内的）因卖官受贿等原因被查处。县委书记的岗位，似乎已成了腐败“第一重灾区”。
而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近几年来，这样的现象不止存在于安徽省，其他地方也有存在。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其中一个原因是，在政府的行政权力结构中，县处级干部处于行政管理的中枢，政府的绝大多数实质性权力，比如行政审批、市场监管、资金拨付、人事安排等权力，均由他们具体行使。
尤其是掌管一县之政的县处级干部们，其权力更为巨大而灵活。县区主要官员拥有管理全县范围内一切事务的权力，不仅是干部的提拔任用，就连重大工程的决策，往往都由县区主要官员“一槌定音”。尤其是，一个县区通常有数百科级干部职位，因而，卖官似乎是县区主要官员腐败的重要门道。
不过，权力并不一定必然意味着腐败。当下县区主要官员的权力之所以导致引人注目的腐败比例，根源在于，他们的权力没有受到足够的制约与监督。安徽省纪委有关人士将其概括为“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弱、下级监督太难”。看来，对于体制中所存在的问题，人们早就有清醒认识。那么，怎么样才能破解这些难题？
从原则上说，解决的办法很简单：有效地制约县区主要官员的权力。目前，上级、同级、下级三方面的制约监督都存在不足。上级显然不可能始终在现场对县区主要官员进行监督；指望普通干部和民众勇敢举报，也有点被动，并且这种举报只能发生于犯罪已经完成之时。因而，重要的是，如何在县区一级党政机关内部，寻找制约县区主要官员权力的力量。也就是说，需要从多个角度分割他们的权力，从而形成权力之间的制约与监督。
对于县区主要官员，可能需要更加有效的党内制约机制，从而使县区党委的权力，不被集中到一人身上。同时，在党委、政府、人大之间，如何更为合理地分配权力？
尤其是，如何按照宪法的要求，使县区人大及其常委会真正地成为一级国家权力机关，显然是构造新式“县政”的重点。
县是中国社会治理架构中承上启下的关键性环节。
政府的大量权力集中于这个环节，县的主政者通常拥有外人无法想象的财政权、人事权和审批权，因而，官员腐败犯罪的诱惑也就最大。而县乡官员群体是一个熟人社会，一旦县区主要官员发生贪污腐败行为，很快就会在县域范围内传播开来，从而极大地损害政府的权威。另一方面，民众直接发生关系最多的政府，也是县政府。因而，一旦县委、县政府内的主要领导存在腐败行为，会直接给当地社会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
但是，对于如何限制、制约、监督县区主要官员的权力，不管是立法者，还是学界，都应该对这个问题进行高度关注。为管理之需，县区主要官员确实需要拥有足够的权力，包括足够的自由裁量权。但优良治理的基本原理是：越是巨大的权力，越是需要给予有效的制约与监督。毕竟，优良的“县政”应该能够兼容这两者：政府既有效率，官员权力又受到约束。从这个意义上说，以民主和法治的“县政”约束县官，就显得尤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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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悲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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