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人民来信来访制度是中国行政制度的一大特色。我不知道这一制度从什么时候开始，效率如何，效果怎样，全国又有多少人在这一体系中工作，成本又如何。
但是，我觉得，这一制度再好，也不能完全代替完善的法律制度。在一个提倡法制的现代社会中，我们还是应该首先提倡用法律去解决问题。
不久前，《半月谈》内部版刊登了一个农民张其均十年“告状”的历程，让人不能不心酸。一件明白的医疗事故，起先是去卫生局要求公道，后来到人大告状，再后来到检察院申诉，但搁了两年多也什么结果；再后来到公安局，又耽误三年多。最后是碰到一位政法委副书记才解决问题，他亲自过问此案，在两个月时间里就使冤案得申，让医院赔偿了7万元。但时间已费去10年，张其均借高利贷花去了整整15万元。
报道说，张其均是一位有文化的农民，他遵纪守法，在告状的过程中没有采取任何过激行为。但从告状的过程，我们却可以发现，他其实走的似乎是上访的路子，而不是法律的程序。他本可以通过民事诉讼来起诉医院，如果法院不立案，或有关方面推诿，他还可以利用行政诉讼法，告不作为的官，告不体恤民情的官。但他却是去人大告状。人大是立法机构，并非告状的地方。后来他当然遇到了“清官”，就是那位政法委副书记。如果没有他，这个案子肯定还要拖下去，其结果必然是张其均放弃告状。试想，张其均有多大财力能应付没有尽头的官司？比起来他还是幸运的，因为不是每个人都碰得上那样的“清官”。可是最后的解决，让我们感到还是人治的味道而不是法治的结局。
即使是官司打赢了，也还有个执行的问题。张其均最后也得到了赔偿，而不是只得到一份空头判决书。但目前还存在这样的情况，即使官司打赢了，有时也得不到赔偿。我也是一个有文化的市民，曾经有人欠我一笔钱，我向法院告状，法院判我胜诉，但却无法执行。后来，我又交纳了执行费用，还是白搭。至今多少年过去了，我只好由它去，因为败诉的人在湖南岳阳，我在上海，如果我要老到岳阳去催办，那成本就太高了。结果是，我不但拿不回来欠款，还赔上了诉讼费与执行费，想想的确懊恼。张其均的委屈比我不知大到那里去了，他虽然等到了赔偿，但远远抵不上他花出去的金钱与精力。所以他虽然打赢官司，但一点高兴不起来，因为得失并不相当。谁来赔偿他所借的高利贷与母亲的猝死、儿子的失学呢？所以他的结论是“屈死莫告状”，因为告状的成本比屈死还高。
从国情出发，信访制度还是需要继续坚持下去的。
但是，在此之外，我们能否花更大的力气，在宣传法律与执行法律方面，让一般民众都明白如何告状，以更好地维护自己的权利，而不是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信访制度上？这样或许效果会更理想。
周振鹤
作者：复旦大学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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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悲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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