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媒体报道：“2004年年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组织部部长贺国强曾经透露，中央拟用两年左右的时间，初步建立起领导干部实绩考核评价体系。”这一评价领导政绩的考核标准之新颖之处，就在于首次提出了要对政绩进行“成本分析”。
的确，领导政绩要看成本，那么，改革要不要看“成本”呢？要不要进行“成本分析”呢？
现任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胡鞍钢先生，最近在“我们需要对改革进行反思”一文中提出了“改革要讲成本”的“改革成本论”。
“政绩成本论”、“改革成本论”这样的观点，提得好，提得对，提得中肯，的确是到提的时候了。文中的观点、数据、论据都很有说服力，不仅对我这个搞社会学的人来说是受益匪浅，而且对各级领导干部来说，只要你真心实意地读一读这篇文章，也肯定会有相当大启发的。
多年来，灌输进我们头脑里的是：“改革是要付出代价、牺牲的”，“改革的力度越大，所要付出的代价、牺牲就越大。”至于这个“代价”、“牺牲”究竟应该付出到什么程度？谁来付出这笔“代价”？谁来承受这笔“牺牲”？我们的社会谁都没有这样去想，亦没有人敢做这样的研究，因为多年形成的一些“左”的思想习惯是不允许人们去进行这类方式的思考的。在“左”的词典里，这类思考方式是“否定改革”的同义词。需知，在当今中国，“否定改革”这四个字的分量是很重很重的，相当于过去的“反革命”和“不革命”一样重。
正是由于思想上这种猖獗的形而上学，因而我们的一些领导将凡是自己想搞的事都贴上“改革”的标签，而且是不计成本地实现领导的“政绩”，不计代价、不怕牺牲地实施某类“改革”。几百万、几千万，甚至上亿元的“政绩工程”打水漂了，这些领导就会轻描淡写地说一句话：“改革嘛，哪有不付出代价的？”
所以，如果我们的经济学家做这样的研究——这类“水漂式的政绩”、“水漂式的改革”造成了多少个亿的经济损失，我想，得出的肯定会是一个天文数字，而且是一个让你永远也说不清的天文数字。
譬如，在一些“主流经济学家”猛唱国企改革成果的赞歌时，我们就不难感觉到这样的画外音：即，国企改革的成果是巨大的，至于那些因国企改制而造成的工人下岗、减员增加就是一种改革所必须要付出的代价。而且在他们看来，让4050代3000万工人承受这种代价具有“天然的合理性”，是天经地义的，是不能指责的。谁如果对此怀疑、指责，就是怀疑改革，就是反对改革……
然而，胡鞍钢先生的“改革成本论”却告诉我们另一个事实：“国企包括集体企业改革最大的成本是下岗、减员增加形成了下岗洪水和失业洪水。从1996年至2002年，国有、集体单位在岗人员累计减少了5500万人”，“下岗分流、减员增效，从微观经济角度看，这也许能够增加效益，但从宏观经济角度看，反而形成巨大的经济损失。我根据奥肯模型计算，当实际失业率超过自然失业率时，就形成了所谓‘奥肯损失’。下岗人员越多，失业率越高，造成的经济损失就越大。回过头来看，1997年因下岗和失业引起的奥肯损失占GDP比重为5.2％-5.6％，1998年为5.6-5.7％，1999年为5.9％-7.2％，2000年达到7.4％，最近几年估计在7％-8％之间。尽管目前下岗高峰已经过去，但下岗失业已经形成了人力资本或人力资源损失，即奥肯损失。我们只能在事后才能估计出这些损失，即国企改革的经济成本，这还不包括对下岗失业人员及其家庭造成的心理成本和社会成本。”
我不是经济学家，也不会做奥肯模型的计算，但是，根据我的常识性判断和推理，可以相信，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发生的大规模“农村圈地运动”所造成四千万“三无农民”这一结果来看，恐怕因“农村圈地运动”形成的“人力资本”、“人力资源损失”、“国有土地资源”的损失，即奥肯损失，亦不会低于胡鞍钢先生对国有企业改革进行统计得出的数字的。
用“改革成本论”一计算，必然导出以下这样一个问题：即这个巨大的、过高的“经济成本”、“心理成本”和“社会成本”是由谁来承受？又是谁来吞噬这个巨大的、过高的“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
答案是再也简单不过的，这个巨大的、过高的“经济成本”、“心理成本”和“社会成本”的承受主体是广大的4050代5500万工人，是4000万的“三无农民”，是无法统计的、无权无势的城镇居民……而且经过这样的“改革”，他们很快地发生了“身份转换”，即从过去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国家的主人”一下子变成了连生活都无着落的“弱势群体”；而吞噬这个巨大的、过高的“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的“主体”除了看不见的、隐性的“浪费”之外，说得明白一点，大都是一些“有权人”和“有钱人”结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和“腐败利益集团”。
所以，可以这么说，也许正是我们的社会付出了不应该付出的这个巨大的、过高的“经济成本”、“心理成本”和“社会成本”，才使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论”。因为过去的有些改革没有达到“多赢”，少数人赢，多数人输了，结果民怨升级，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冲突加剧、深化，使社会矛盾越发地“凸显”出来。
所以，正是由于我们广大的老百姓已经再也无法承受这个巨大的、过高的“经济成本”、“心理成本”和“社会成本”，才使广大民众充分理解、支持、赞扬、拥护“胡温新政”的“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论”。
所以，正是由于这个巨大的、过高的“经济成本”、“心理成本”和“社会成本”之结果是“利益走向”出了问题，是“一小部分人越来越富、大部分人越来越穷（包括‘相对贫困’和‘绝对贫困’）”，是越来越严重的“两极分化”，因而我们必须抛弃不计改革成本的改革观，必须对过去进行的改革进行反思。
不要以为胡鞍钢先生的“改革成本论”是冲着“改革”去的，这种看法是大错特错的。对改革，胡鞍钢先生是热忱的支持者，他以极大的热忱赞扬了初期的改革，他说：“中国改革初期的经验是成功的经验，是最宝贵的经验。例如，1978至1985年的农村改革就是双赢。为什么呢？因为首先，1978年至1985年的改革是使大多数穷人受益。1978至1985年农村人口的人均纯收入增长5％，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农民消费增加，这在人类发展历史上是空前的。其次，通过这一改革，中国地区差距缩小了，各地区人均GDP总支出呈下降趋势。第三，绝对贫困人口减少了，从1978年的2.5亿人，减到1.5亿人，7年时间减少了一亿绝对贫困人口，这在历史上是没有过的。”
总之，作为各级领导同志，应该看一看媒体关于“领导政绩要看成本”的报道和胡鞍钢先生的这篇文章，而且一定要记住，领导推行的任何一项“政绩工程”、推行的任何一项“改革”，都一定要有“成本意识”，评价“政绩成果”、“改革成果”，亦一定要有“成本意识”，“政绩成本论”、 “改革成本论”本身就是“科学发展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要永远记住不计“政绩成本、“改革成本”的发展观永远不是“科学的发展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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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悲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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