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新网6月1日报道，为解决一些地方党政部门重叠、人员臃肿、效率低下的问题，根据十六届四中全会的《决定》，中央将推出重要改革举措，减少地方党委副书记职数，为副职“瘦身”：通过卡“职数”、控“增量”、减“存量”等三项措施，未来省市副职领导将仅设三个副书记。
毋庸讳言，副职领导职位过多，一直是我国党政机关存在的一个弊端，这一点在地方尤其是基层党政系统中表现得尤其突出。一个县市乃至一个乡镇，正职之外配备七八个乃至十几个副职的现象，在许多地方都并不罕见。不久前，有媒体就曾披露辽宁某地，“一个市政府19名副秘书长”，一正十九副，这样的行政景观，用“泛滥成灾”来形容显然毫不为过。正如有评论者分析的，这种副职泛滥的直接后果必然是，“官越多，效率越低”“支出和浪费越多”，甚至成为卖官鬻爵等“人事腐败”行为滋生的温床。（《燕赵都市报》04.12.18）
因此，中央削减副书记职数，为副职“瘦身”的计划，无疑是具有相当针对性的善治之举，在简化工作层级、提升行政效率、确保吏治清明等多个方面的积极作用不容小视。不仅如此，如果我们站在科学执政、依法执政，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建构理性的行政系统的角度来看，副职“瘦身”的重大意义，其实更为深远。
被誉为行政组织理论之父的韦伯曾在其理论中指出，惟有建立在严密的制度理性基础之上，一个行政组织才能实现其组织目的，实现高效运转。而在这种行政理性中，严格规范的劳动分工、职位设置以及相应的受命程序，正是其基本内涵之一。所谓“每一职务都应有明确规定的法律意义上的职权范围”，尤其对于领导者，更应该是“根据契约受命”，“依据事实而不是随意来领导” 。
由此不难看出，“一个市政府19名副秘书长”这样的事情之所以能发生，除了归咎某些领导个人的不良工作习气等偶然因素外，应该说，目前我们的行政体系缺乏足够的制度理性，从职位设置到任免程序等多个方面都充满既不严格规范也不透明开放的随意性，才是更为根本原因。比如，一个市政府，究竟应该需要多少副秘书长，19个还是18个，往往不是行政工作本身的实际需要，而是明确规则之外“照顾”、“平衡”之下“因人设岗”的结果，或者仅仅出于正职的个人偏好取舍、裁断；职位的多寡、分工，都随着领导的变动而变动，“一朝天子一种职位格局”。
很明显，这样的行政运作生态，人治而非法治、迷信而不科学的色彩浓厚，和党科学执政、依法执政的行政理念格格不入，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中必须克服的现象。因此，从副职“瘦身”中体会完备行政理性的深意，并由此不断推进政府自身改革的深入，值得我们充满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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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悲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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