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缺乏思想的原因探析
一是文化传统的以讹传讹。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往往表现出一种畸形的承接。比如对于庄子，其思想的博大深厚，一直是专家学者的研究课题，而我们的作家，就内容而言，则集中感兴趣于厌世的情绪、失意时的逃避、怀才不遇时的自慰，就形式而言，也逃不开仪态万方一类的赞誉。在今天，庄子的思想更体现在对工业文明的反思，对生态环境的深沉忧虑。这一点几乎是神奇而先验的，然而也是千真万确的，因为几乎同样的思想，我们可以在卢梭、马尔库塞或罗马俱乐部的著作中发现。所不同的是，后几者都是直观的忧虑，庄子则是奇诡的预测。故尔，同样的思想，庄子的表达方式更迷人、也更绝妙，甚至是更有说服力的。例如，描述人的异化问题，散文大家余光中曾仿庄子作《逍遥游》一篇，颇有苏东坡当年以自己为“庄子转世”的才气，只可惜也是仅在语言和境界本身上打转，既无发展，亦无延伸。
对于另外一些典籍也同样如此，它们总是执着于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有不计其数的写作者在重构着中国的语言神话。而对于思想的传承，则表现为以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微妙感情和关系为核心，或者是奋进而济世的，以最浅显的层次介入私人生活和社会生活；或者是低沉而回避的，以最佳风度展示生存的意义。以文人常常倾心的魏晋风度为例，这种把儒释道杂糅的东西，在历朝历代都绵延不绝，产生了像《小窗幽记》、《菜根谭》、《幽梦影》一类的著述。这种情调与流俗之下，对于真正的社会或人本身，写作者都没有力量真正面对，因为他们看惯了传统文化中浮光掠影式的东西，无法真正进入传统文化的内核。
二是对于西方思想的拙劣模仿。凡模仿，是断然不能产生思想的。真正的心灵颤动是共鸣，而不是模仿。1865年，尼采在看到叔本华的著作时，他发现了“一面镜子，我通过他照见了世界、人生和我自己那被描绘得无比崇高的本性”；“好像叔本华在亲自对我讲，我感到他的热情，仿佛他就站在我面前，一句句大声地叫喊：放弃、否定、顺从”。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曾有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徐星的《无主题变奏》等作品名动一时，但这几个作者的不凡之处在于有自知之明，他们深知自己的东西是在模仿，捞一回闲名也就各自去了，不死套在文学圈里。该种文学作为一种情绪化和投机取巧的产物，是可以理解和原谅的。
而有的模仿者除却模仿之外一无所长，只好厚着脸皮写下去了，于是读者也只好在这拙劣的模仿中进行着类似“新奇”的阅读。更有知情者却从国外找到故事原型甚至是故事模型。殊不知，西方现代派文学有着极为深厚的现实背景，每一次思潮的来临都能找到生活中的源渊。比如二战后弥漫于欧美的消极颓废情绪，产生了萨特等的存在主义、颓废的一代；在西方物质文明压迫人类生存本性时，产生了马尔库塞的“反文明”，文艺则从中看到了生活中极其荒谬的东西。
而我们的“现代派”一夜之间便旌旗林立。这样的结果，因为没有生它养它的土壤，只能是产生一些徒具形式的新鲜感，除了最终走向死途，也不可能有第二个结果。二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也具备了现代派文学的某些生活源渊时，中国的作家们却由于对模仿所产生的恐惧而裹足不前了。
三是目的性太强的取媚倾向。有一句名言是“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在老百姓和评论家中自然口碑甚好，于是很多作者痴迷于一池浊水、半片秃山，大量运用黄色小段子、民间俗语俚语，并以此博得一片喝彩声。比如，有批评家曾说到贾平凹“一个老人的蠕动的嘴像小孩子的屁眼”，以及类似的句子，走的是欧·亨利描写美国西部的路子。但相较之下，两者情趣大异。贾平凹给人的感觉只是一个乡村说书人，端着一大碗面坐在街头滔滔不绝。他只是一个优秀的“说事”的人，你要是想知道他要表达什么、反映什么，哪怕就是他的后期作品，如《废都》、《怀念狼》等，除非评论家硬套，是难以发现任何思想深度的。在欧·亨利的作品中，我们看到的是对底层民众的悲悯，对人生深层次上的无奈与戏谑。贾平凹本人对此局限也是深有认识的，他曾经在自己的文章中不止一次地谈到：“我看同辈作家的作品少得很，那么多，没时间读。有时看了，不以为然，譬如有的作品当时在国内叫响得很，后来看并不咋样。不知文坛是咋弄的。”（以他的聪明，一定知道文坛是咋弄的）“我回想我到底写了些啥东西，还落下个虚名。”在另一篇文章中他说：“中国作家最缺乏的是一种气量和胸怀，每每想起来令我沮丧。这个时代难道只能产生我们这些琐碎的作家吗？”（关于气量和胸怀，中国作家还有一个特性：他自己可以“谦虚”地说自己是不成器的、末流的，但只限于他自己说，别人若是一说他，可就捅上老虎屁股了）贾平凹是清醒的，因而也是痛苦的。琐碎正是民间生活的常态，而津津有味地描写琐碎的作家，无论自觉还是不自觉，总是难舍取媚—— 无论这种取媚是无意还是有意，至少可以标榜“读者喜欢我的作品”。
四是功利性写作。很多功利化很强的写作者，以隔壁老太太的悲哀为借口，掩饰自己的功利化写作，从而也使自己没有思想这一层得到弱化。这背后的潜台词是：我有思想，我是故意这么做的。池莉不是问过这样的问题吗？哈姆雷特的悲哀在中国有几个？池莉可能醉心于市井，忽略了这个时代的文化演进：她若是进了高中校园，随便问一个高中文科生，他也知道哈姆雷特在想什么！
更深一层的问题是，池莉所说的隔壁老太太的悲哀，也远不是她作品中所描述的那样。数家调查公司都对中国公民最关心的问题进行过调查，结果大同小异，他们所面临的悲哀最多的就是那几项，比如正义公平、食品安全、腐败等等。池莉也应常在街头闲谈，想必也知道他们每天咒骂着什么，悲哀着什么，可是再从她的作品中去寻找，找到的却是另外一些东西。这是隔壁老太太的悲哀吗？那只是一些琐碎或时尚的故事，甚至还不如她的早期故事，比如《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就写得更有意味。可影视一播，名声在外，不由让人坠入其中。
其实有个问题是不用回避的，写作本身，就包括纯功利化写作和思想者写作的区别，井水河水之别，二者也不必强分什么高下。只是有些人不想承认自己的功利心，这就有点奇怪了。居于浊滔，却想着不舍清流之美誉，累矣，生搬硬套的“文以载道”居然害人如此！
现在的年轻一代则不再考虑这个问题，以包装“少年作家”出名的一个策划者，在谈到成年作家时说过这样的话：“那些著名的作家和教授们，大部分此刻正写着平庸、琐碎、自以为深刻的无聊文字，他们内心猥琐，情感干涸，早已被读者抛弃！”他在谈到孩子们时则说：“我认识的几个‘少年作家’，脑子都很清楚，他们根本就没想去跟‘文学’较什么劲，只是想着把小说写得更好看，更符合读者口味，更打动人心，从而更好卖。是的，他们媚俗，但他们正在成长为专业的畅销书作家，他们从小就有这天分！”一为商业追求，一为思想追求，这本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坦诚一点，互不相乱，利己利他。如果天分是赚钱，则谈赚钱；天分是思想，则谈思想；但一旦反过来，不仅虚伪，更会沦为笑谈。
小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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