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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在一批回顾2004年文学创作情况的文章中，一些青年批评家们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现实主义作品，“震惊”、“底层”、“深情”、“尊敬”、“现实主义作家的内在风骨”这样一些褒奖之词频频出现，与仍在高举“主旋律”“纯文学”旗帜的各类评奖活动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一些出版社和文学刊物为了争夺市场也把反映现实生活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明确拒绝“探索试验”的作品。李建军甚至做了这样的概括：2004年“虚构不如写实，长篇不如中篇”。文章的标题也很有意味：《还是现实主义有热情有精神有力度》。这里，“还是现实主义”的内涵较复杂，既有理性上判断，也有感性上的无奈。而邵燕君则认为是“当代作家继续使用写实手法可能达到的表现力和穿透力，以及在有大量触目惊心的历史现实尚未被文学有力地表现、甚至被刻意遮蔽的当下环境中，这种手法的不可替代性。”也就是说，经历了八十年代 “先锋写作” 和“纯文学”的形式冲动，九十年代“欲望叙事”“身体写作”的轮番表演，如今文坛再次将现实主义的生命力放到了价值判断的天平上。尽管在青年批评家的理论视野中依然沿用了近年来惯常使用的某些概念，但他们已经敏感地意识到一个新的文学价值确认时代的来临。（李建军和邵燕君在文章中都把虚构与写实对立起来，我理解应为写意与写实。因为近年来的文学理论话语中对虚构一词已经有了约定俗成的篡改，而虚构一词在经典现实主义的定义表述中并未受到排斥。关于虚构的辨析，本文在后面阐述。）

　　现实主义究竟死了没有？我们看到的文坛现状是两个极端：一端是由官方组织重点扶植的“精品力作”和文学大奖不断推出，另一端是由商业机构运作的热卖图书和“纯文学” 叫卖不断上演，这两端都没有现实主义的位置。这两个极端的热闹就像两个巨大的磨盘，碾压着那些仍在为人生苦痛和社会进步冥思苦想的作家们的神经。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读者远离了文学，他们已经不再关注这些愈玩愈精致无用的把戏了，甚至连一些专业出身的当代文学研究者也坦承自己已经有几年不读小说了。这种状况热热闹闹尴尴尬尬地存在，至少让相当数量的学者和作家们产生过困惑。这是近年来文学界出现价值认同危机的一个写照，也是相对主义思潮盛行的一枚苦果。前些日子，首都师大文艺学学科点前后召开了两次“文艺学学科反思”会议，提出文艺学研究对象的“扩容”问题，有些学者要把文艺学的研究领域扩大到“日常生活”，比如去研究广告、美容、美发、模特走步、街心花园、高尔夫球场、城市规划、网吧、迪厅、房屋装修、美女图，提出以“日常生活的审美化”的研究置换传统文艺学研究对象。有的人走得更远，认为日常生活审美化是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在消费主义时代审美无功利，那种带有精神超越的美学已经过时了，审美就是欲望的满足，就是感官的享乐，就是高潮的激动，就是眼球的美学等等。他们的理由是，文学即将终结，文艺学即将失去研究的对象。与其等待文学终结，文艺学自取灭亡，还不如趁“文学性”、“诗意”还没死绝之际及时转型。今天的中国是个什么时代，究竟有多少人口进入了消费主义时代姑且不论，我想说的是，文学一旦“导向”到、纯粹到与大多数人的现实生活感受无关，它的边缘化命运就无可逃避。

　　有意思的是，在美国用英语写作的华裔作家哈金也提出了类似的问题：为什么在高度商业化的美国，文学没有被边缘化，反而是在商品经济还很初级阶段的中国，文学被边缘化了？他说：“近年来，国内的作家和学者们似乎接受了文学的边缘地位，好像这也是与世界接轨的必然结果。其实在美国，文学从来就没有被边缘化过。在美国文化结构中，伟大的美国小说一直是一颗众目所望的星。常常有年轻人辞掉工作，回家去写伟大的美国小说，甚至有的编辑也梦想有朝一日能编辑伟大的美国小说。”哈金说的梦想其实就是文学精神，我以为他提出的是个真问题。那就是，文学的价值究竟体现在哪里？什么才是值得追求的？是文学本身出了问题，还是我们的学者作家出了问题？

　　哈金原名金雪飞，现任波士顿大学文学教授，1999年以长篇小说《等待》获美国全国图书奖，最近又以《劫余》获福克纳小说奖。他说美国人为“伟大的美国小说”是这样定义的：“一部描述美国生活的长篇小说，它的描绘如此广阔真实并富有同情心，使得每一个有感情有文化的美国人都不得不承认它似乎再现了自己所知道的某些东西。”他指出：目前中国文化中缺少的是“伟大的中国小说”的概念。没有宏大的意识，就不会有宏大的作品。他进而给“伟大的中国小说”下个定义——“一部关于中国人经验的长篇小说，其中对人物和生活的描述如此深刻、丰富、真确并富有同情心，使得每一个有感情、有文化的中国人都能在故事中找到认同感。”他认为“伟大的中国小说”意识形成后，“文学小说就会自然地跟别的类型的小说分开。作家们会不再被某些时髦一时的东西所迷惑，就会自然地寻找属于自己的伟大的传统，这时你的眼光和标准就不一样了，就不会把心思放在眼下的区区小利和雕虫小技上”。

　　在这里，他使用了“再现”、“真确”、“宏大”、“同情心”、“每个人”这样一些概念，基本上就是我们理解的传统现实主义方法的那些内容。

　　文学究竟是什么？这是一个争论了几千年的问题。但有一点不能改变：文学是人类认识把握世界的另一种方式，这种认识是通过形象情感的审美来实现的。无论是西方的柏拉图、康德，还是中国的庄屈、李杜，他们都把美看作是超验性的，是对人生的一种终极关怀，带有宗教的意味，它作用于人类的精神而不是作用于人的欲望的。这是我们衡量审美的一条底线。那种认为今天的文学活动与商业活动社交活动已没有什么区别的说法，那种认为美已经不具有艺术本性的说法，那种把文学视为文字游戏或叙述技巧的说法，那种认为任何意义都不过是一种表述的说法，无论怎样主义怎样新潮，都不过是泡沫而已。

　　在中国文学的历史上，正面和反面的经验都告诉我们，在文学创作中单纯的形式追求是不可取的，也不是文学需要的真正价值。诗三百，《风》居首，《风》的文学价值高于《雅》《颂》，大概是没有争议的。从内容上看，《国风》中除少数篇章是关于爱情的欢唱，基本上都是当时人类生存境况与底层苦难的歌哭。难道那时没有“中产阶级”吗？他们没有精神痛苦吗？他们不需要“抓痒”吗？从艺术形式上看，难道《小雅》之委婉奇巧抑扬顿挫真的低于《国风》吗？答案明摆着，古人很早就已经认识到“修辞立其诚”，他们懂得吃不饱肚子与有钱买不到快乐不是同一个量级的痛苦，对于“沉默的大多数”他们不好意思看不见。所以“文附于质，辞达而已”成为那时就已经公认的艺术经验总结。六朝骈文中也出了不少华美精彩的篇章，难道对仗和用典不是一种好形式吗？不是同样可以体现汉语之美妙吗？不是同样具有独创性想象力吗？可是“骈四俪六”却成了后代嘲讽挖苦的材料。因为后人都明白“言之有物”的重要性，“及物”才是写文章的根本。人的情感经验是离不开社会生活的，倘若认为小说应该表现人的心灵，那么真实的心灵一定是博大丰富的，绝无可能抽去社会历史内容。

　　理论的力量不在时髦，而在怀疑和超越，它应该同现实保持一种必要的张力，不加批判地一味追逐时尚和肯定现状，就是对现存价值的一种谄媚，就会变成像马尔库塞说的“把现状变成唯一标准”的一种“拍马屁”。而学术更需要思想的光照，学术一旦抽去了思想，就会变成概念的演绎术，如同文学作品失去文学精神就会变成文字技巧的杂耍表演一样。所幸的是，还有清醒的批评家在。

　　现实何以重新“主义”？写下这个问题时我就明白我在做一项力所难及的工作。何以的意思是，既要说为什么，也要说凭什么，确实难为人。但我还是抛出引玉之砖，就教那些思考真问题的方家。

　　我认为现实重新“主义”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必然选择，这是由中国的国情决定的。今天中国的大多数人毫无疑问仍处在争取温饱、争取安全感和基本权力的时代（限于篇幅，这里不展开了，稍有常识的人都能看得见），少数人的中产阶级趣味和主义选择，不在本文论述范围，也不是一个文学问题。王国维曾经发出“读中国小说如游西式花园，一目了然；读西人小说如游中式名园，非历遍其境，方领略个中滋味”的感慨，但进入二十世纪后这个情况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最耐人寻味的景观是，一面是经过两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国家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表达了新知识分子对现存价值的质疑和焦虑；另一面却是有着古老传统文化的民族国家出现了使用本民族语言、反映本民族生活、以启蒙主义人道主义为价值核心的新文学。这是世界文学历史上极具时代特征的两大文学潮流。这一点在小说的审美价值追求上表现得最为充分：西方小说走上了一条背离写实传统转以写意为时尚的价值追问道路，故而在手法上出现了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形式变革；中国小说则是相反，重在揭示人生苦痛追问人生真相，故而在手法上背离了中国艺术的写意传统，走上了一条以写实为主的现实主义道路。表面上这是两股背道而驰的文学潮流，其实正是不同国度处于人类文明的不同发展阶段的产物。追求现代性，是二十世纪乃至今后很长一个时期中国人共同的思想母题，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在近代以来的共同选择。它既不是谁规划出来的，也不是任何主义可以强加的，更不是谁能够遮蔽的。不论何种阶级何种党派何种主义，都会把现代化写在自己的旗帜上。随着时间变化条件变化，现实化诉求可能会以不同的方式出现，但这个主题不会改变。关注时代、关注现实、关注社会进步是文学摆脱不掉的历史使命。有什么样的社会历史要求就会有什么样的美学形式。现实主义的核心追求是人的现代性，是追求人的价值尊严全面实现，是提升人的精神而不是刺激人的欲望的，这就决定了它在内容上理性色彩，和手法上的写实风格。它是严肃的而不是游戏的，它是批判的而不是消遣的，它是画人的而不是画鬼的，所以它在艺术上的难度绝不在任何形式之下。人是环境的动物文化的动物，文学自然也是环境的产物文化的产物。中国不可能隔绝于人类文明的历史阶梯之外，文学进步也不可能超越于发展规律之外，这是现实主义不死的最深刻的民族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