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每日电讯》5月15日载，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一些中餐馆为吸引生意，向在那里的西方人提供色情服务，把印有五星红旗的“小姐”名片四处派发，“令华人蒙羞”。
这当然是中国人的耻辱，但这种事是一些跨国“鸡头”组织干的，本来就为中国法律和国际法律所不容。刑事犯罪哪个国家都有，请求国际刑警组织协助打击就是了。
另一种蒙羞，比如近日网友与媒体热议的清华大学校长念别字、教授不识书法之体的“口误”，在我看来，比阿富汗的中国“小姐”现象更丢人更不可容忍。因为这种事居然发生在中国大陆数一数二的名校清华，发生在它的校长和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身上，发生在举世瞩目的场合和面对全世界观众的央视节目中。
现在人们深感痛心的是清华大学这个出过王国维、梁启超、朱自清、钱钟书这样众多文化名人的校园，人文素质竟沦落到如此不堪的地步。诚然，顾校长、刘教授的“失误”是他们文化素质不高的表现，偶然中有必然，具有某种象征意味，反应了当下中国大陆教育界所共有的阙失，即几十年来对传统文化（“国学”）的长期轻视。不过，我认为，最要紧的最要不得的，是不经意间流露的、一再顽强地表现出的，名校长官和教师的傲慢。
这种傲慢不止于知识领域的自负，而是那种浸肌浃骨的轻狂，以致他们现身庄重的场合也显得漫不经心。
平心而论，顾校长认不出篆体的“侉”字，一点也不奇怪。他是学物理的出身。漫说他是搞理工的，钱钟书、吴晗这样搞文史的人也一样有认不出字和说错话的时候。不要动辄拿清华当年如何如何与今天相比。当年，钱钟书数学不及格、吴晗数学零分照样上清华，现在他们再考清华试试！总分那么低，一边凉快去。有个蒋老师想复古，提倡中小学生读四书五经，殊不知学生专读四书五经的时代，他们是不必学数理化与生物的。
顾校长之错就错在他出席那么重要的场合，代表学校与大陆学界送人家礼物，居然不肯礼贤下士先预习一下“功课”。这当然不能用校务繁忙或精力不济之类辞令来解释。用句不中听的俗语说，就是“吊儿郎当惯了”。
记得在《南方人物周刊》今年第8期上读到清华教授陈丹青的专访，其中有几句话令我心灵震撼。他说：“一次是2002年清华贺书记听取清华人文艺术学院工作意见，后一次是去年新任顾校长听取党外人士意见。我记得在场领导和其他教师都很礼貌地倾听，没有人接话、附和、回应。我从未天真到期待回应，只是说出来，就像对着空屋子讲话。我没听说，也不认为这类意见会上达教育部……今天还没出现这样一个空间：你假定某个部长期待知道哪项政策有问题，然后你告诉他，他会着手想办法改变，不，至少在教育问题上我看不见这样的可能。”一个著名艺术家、博导的感受竟然是自己这样人微言轻！可见我们的教育官员是多么有威严！在这样的环境中，只有他们说话的份，从不曾有人反驳、诘难，根本不存在出丑、下不来台的问题，自我感觉能不特别地好吗？长期处于这种惟我独尊的环境，人要不自负不轻慢也难呀。可怜呀，顾校长这回懵懵懂懂做了“临江之麋”。
如果说顾校长的“大意失荆州”是出于行政长官的自负，那么，刘江永教授在央视《宋楚瑜大陆行》中出的洋相，表现的就是名校教师的傲慢。真的教人搞不懂，为什么顾校长念错“侉”时，刘在现场，已经听过在场学生的嘘声，随后的10多个小时里已有网民议论此事，他为什么还要坚持将“侉”念“瓜”音？他作为研究国际问题的学者，难道压根未注意到温家宝总理2003年6月在境外出席CEPA协议签字仪式念过这首诗？而且，他居然信口开河“创造”了“小隶”这种新的书法，其“自信”也太过头了。
孔夫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刘江永以不知充有知，一方面是缺乏兢兢业业的敬业精神和严谨的治学风范，另一方面是出于超级名校教授对众生的轻慢。说到这一点，请原谅我由清华扯到北大。两校互不服气，有得一比。在教师的自负上北大有机会表现得更充分。《南方周末》不久前发表过人民大学教授顾海兵批评北大一教师在著作出表露的强烈的名校优越感。最近，网民对北大法学院陈教授轻视“自考生”的说法，表达了强烈的质疑。在如今北大一些教授的眼中，梁漱溟、钱穆、华罗庚等人根本无资格进北大、清华，别说当教师，连读研也不配。还有那个朱苏力教授，讲演中一口一声“这里是北大法学院”，自我感觉好得无以复加。
人们不知这些名校的教师有什么值得骄傲的。无非在当前的体制下，国家给的资金与待遇较高，招的学生“智商”较高。这与教师的水平有多大相关性？就算北大清华出类拔萃如哈佛剑桥，那也不是两校每个教师都可以飘飘然睥睨天下、目中无人的资本。
这两起“口误”事件，进一步证明了一条古老的真理：“人必自侮（敬）而后人侮（敬）之。”
（ 责任编辑：悲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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