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是英国的经验主义。十八世纪法国百科全书派、美国的宪法制定者，大都属于这一派。经验主义认为，世界不是终极和谐的，理性的认识也是有限的，不同的真理之间可能互相冲突，我们只能在诸多真理之间加以选择和转换。所以，经验理性一般不谈形而上问题，也不谈终极价值和目的，而是从事实和常识出发，认为追求幸福才是自由的基础，奉行快乐即善，强调个人的自主性，同时又注意均衡和制约。这一派理性把社会看成是自发状态，怀疑人性的至善，也不相信任何美好社会的许诺，尤其是压制个人自由的制度安排。思想家伯林就说过：“强迫经验自我去合于哪怕是正确的社会模式，都不是解放，而是暴政。”由于他们总是站在常识立场上思考问题，反对权威和体系，其思想往往是片断的。这种理性卑之无甚高论，但在社会实践中却证明更符合人性。
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昆德拉也曾迷恋过浪漫理性，在早期作品中也曾欢欣鼓舞地迎接过新时代的到来，但在经历了布拉格之春后，他感受到俄罗斯人的非理性重负，想要重新发现十八世纪西方的理性精神，那就是“理性和怀疑的精神、游戏的精神以及人事的相对性”。在其文论中，昆德拉总是强调世界的多元和相对，事物的不确定性，称自己是“这个陷入极端政治化的世界中的快乐主义者”，并从美学上对极权思维作了批判。对于历史必然论引领下的革命和乌托邦理想，他把它归于人类的一种形而上激情，一种追求“不朽”的抒情主义，即对价值或意义的迷思，并用源于德国的一个词“刻奇”（Kitsch）来指称它。但他同时认为，这并不只是极权国家的精神特征，而是人类的普遍特征，如贝多芬“必定如此”的音乐，欧洲诗歌的抒情传统，已经有着这种排斥经验生活，排斥“存在的各种可能性” 的绝对激情。与诗歌相比，小说的精神则是复杂、不确定性，它与极权的绝对思维决不相容。昆德拉的小说是幻灭的，人物往往表现出理性与感性、灵魂与肉体的冲突，充满对价值或意义的解构。由此看来，昆德拉实际上是从经验理性出发，去反对浪漫理性的迷狂，“存在的被遗忘”。从前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现在的布罗茨基，反对的其实也都是这一理性。
由于没有分清两种理性，因此当布罗茨基指责昆德拉时，也像昆德拉指责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瞄准对方的箭矢最终却射向同一个靶子，仍然陷入不是理性就是感情的二元思维，简化了欧洲文明的概念。
理性永远不能穷尽大千生活和人的心灵本身，对此的迷恋只会导致情感的失序。这一点，陀思妥耶夫斯基看到了，昆德拉感受到了。仅以追求自由而言，昆德拉所信奉的东西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差别并非想象的那样大，他们都认为自由高于平等。洛克认为，自由是源于对幸福的追求，但其自然法理论也预设了神的存在。阿克顿也说过：“没有任何国家在缺乏宗教的状态下是自由的。宗教产生并增强人们的责任意识。如果人们不是被责任所守护，他们必定被担惊受怕所包围。他们越是担惊受怕，他们就越不自由。”但是，由于后期自由主义（包括昆德拉）不再强调这一神学根据，所以也不从道德的角度去看自由，而是着眼于实际功利，把自由仅仅看成是一种权利。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索尔仁尼琴、布罗茨基以及昆德拉的同胞哈维尔则认为，自由是源于上帝和灵魂不死，它是一种等同生命的价值。正是由于此，被压迫者才得以永远居于道德的高度，维系着这样的信念：追求自由是被压迫者的特权。指出这一点是重要的，假如没有不朽的观念，宗教大法官就是公正的，只需要面包的生存权就无法驳斥，而“不自由，毋宁死”便是一句夸张的情感修辞，一个“刻奇”的姿态。
当人类思索时，上帝并不发笑，而是悲伤。
（ 责任编辑：文化频道：彭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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