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索尔仁尼琴、布罗茨基等俄罗斯作家看来，苏联奉行的历史必然论、计划经济，以及社会的严密组织和控制、权力斗争的功利主义等等，全都是西方科学和理性的结果。十九世纪，俄罗斯知识界开始接受西欧思想，尤其是深受德国黑格尔一派哲学的影响，相信世界历史是一个合目的的过程，人类可以借此规律的掌握，建立一个普遍理性的和谐社会，而个人在普遍理性面前只有顺从。这种理性产生了两个结果：人既是人的目的，又是历史的工具。西方主义者别林斯基就曾一语道破这种理性的历史奥秘：“我开始这样来爱人类，为了使人类的极小部分成为幸福的人，我认为要用火与剑消灭其余的人。”尽管俄罗斯没有西欧文艺复兴意义上的人文主义，但却有着东正教强烈的人性意识。正义感与同情心使他们憎恨农奴制和专制君主制，接受了西欧的无神论和解放理性。
俄罗斯精神的实质是拯救与不朽，是对苦难的敏感和对自由的热爱。这一问题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面对的“真正的俄罗斯问题”。但是，像他那样坚持不朽与自由的观念，不会产生古拉格群岛。真正导致这种残酷的是正义的激情，而不是自由的激情，是别林斯基的历史理性，而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情感。而且，恰恰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深刻而痛苦地预见了一个热爱自由的民族是如何放弃自由的历史心理过程。
作为俄罗斯精神的代表，无论是西方哲学家还是白银时代的俄国思想家，都视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一不可调和的矛盾结合体。布罗茨基所说“情感的等级”，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这位作家的新视角，那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反映的信仰与功利、情感与理性、善与恶的冲突，并不是他个人的内心冲突，而是俄罗斯道德情感对西方理性激情的反抗。作家早年曾出于对平等的追求，信仰西方的社会主义，由于当众朗诵别林斯基致果戈理的信，被判流放十年，后来他转向俄罗斯东正教，起而反抗人的自我崇拜，指出理性是恶的根源。在《群魔》中，那些“富有侵略性”的革命者都是崇尚理性的，他们“仅仅根据科学和理性的原则”，试图通过暴力建立起一个新社会。但是，“理性从来也不能确定善与恶”，它只追求目的而不择手段，从而导致情感的崩溃和疯狂，并威胁到自由。探讨自由与正义之间的平衡正是这部小说的核心，别尔嘉耶夫指出，作家在小说中提出“人神”（人的神化）和“神人”（神的人化）的概念，前者通向自由的否定，后者通向自由的确认。通过宗教的人道主义化，陀思妥耶夫斯基重新发现了关于人、正义和自由的新学说。人不是罪人，但也不是最高目的?耸侨诵院蜕裥缘慕岷希庋图缺Ｖち苏澹ㄆ降龋脖苊饬艘蛘宥∠杂伞Ｋ酝铀纪滓蛩够髡牛Ω迷谧诮毯偷赖碌幕∩先ジ脑焐睿迪稚缁嵴濉?
如此看来，作家的思想本身并不矛盾，是其复调对话叙事使他的思想显得矛盾。按照巴赫金的出色分析，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又不相融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真正的复调”，它“联系着一种新的艺术见解，即不把主人公的思想等同于作家本人的思想，而是把它作为现实生活中实际存在的声音表现出来”。不同主人公的主体性和作者的主体性往往既是对立的，又是独立的，他们的观念被作家客观和深刻地表达出来（甚至往往比观念的实际发明者展示得更彻底），这使得熟悉独白式叙事的论者常常产生误解，以为书中主人公的观点都是作者的观点，并以二律背反来解释这种矛盾。比如，陀斯妥耶夫斯基在其巨著《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就有一段宗教大法官的寓言，其中最深刻地表达了作家关于正义和自由的学说，但由于误读，加之大法官与基督的“对话”又是通过独白来进行的，就连弗洛伊德、别尔嘉耶夫这样的智者都认为，宗教大法官代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而没有意识到“他仍然是一个不等同于作家立场的独立的声音”。
实际上，宗教大法官正是理性的化身，他的最高理想是以耶稣的名义，在世上建立一个“和谐一致的蚁窝”，一劳永逸地解除人间的苦难，为此必须拿起恺撒的剑，并剥夺人民的自由。在恺撒的世界里，面包和自由不能兼得，面包是人的基本追求，而自由只是天上的价值，它的存在将危害平等和正义，要在地上建立幸福平等的天堂，使人人都拥有面包，人民就必须向统治者让渡自由，压制自由正是为了使人们幸福。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舍弃自由意味着痛苦的减轻。自由不仅不能当面包吃，甚至还是一个无力承受的负担。他们无法理解自由，无法独自承担自己的命运，即使他们后来发现，统治者并没有将石头变成面包，只是把人民的面包抢下来又分给他们，他们也会充满感激，并认为这就是自由。正如大法官对基督所说：“这些人比任何时候都更相信，他们完全自由，而实际上他们自己把他们的自由交给我们，驯顺地把它放在我们的脚前。”
小调查 
收藏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