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法官的话里可以看出，基督代表的是自由的信仰，其中也寄托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那就是，在上帝的世界里，自由（人的神性）高于平等（人的人性），它会抬高人的精神，但自由只是一种价值，一种爱，一种责任，与功利无关，自由的形上根据是上帝和灵魂不死。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家日记》里曾指出：“灵魂不死的观念乃是生命的本身。”自由的爱便是建立在这一“更高的理念”上，而不是宇宙和谐的理性法则上。作者借书中伊凡的话说，如果没有灵魂不死，“也将没有所谓不道德，一切都是可以做的”。然而，用剑实现的自由就是不自由，强制的幸福就是不幸福，“因为最高的和谐并不是眼泪”。所以，自由的信仰拒绝许诺地上的幸福和面包，也拒绝展现旷野的奇迹、神秘和权威，以换取人民的拥护。人必须自己对自己负责，凭着心灵对善恶做出自由选择，选择是痛苦的，但你必须去做，并在追求自由中体验到人的全部尊严。
从理性的角度看，大法官的话是深刻而合理的，但从道德的角度看，他的话却充满了对人的蔑视。整个“对话”过程中，基督始终一言不发，只是静静地听着。最后，这位重返人间的囚犯走到大法官面前，吻了吻他，然后就消失在黑暗的大街上。很少有人注意到这其中的寓意：第一，大法官已经把基督的真实想法全部说了出来；第二，基督要人类自己作出自由选择；第三，大法官关于人害怕自由的话语雄辩有力，基督意识到人类将会再次入魅，因为要是没有了上帝和灵魂不死，理性就一定是对的，自由就一定低于平等，人类只能通过苦难去重新体验上帝的存在和自由的宝贵。这，就是基督默默无言的原因。难道他的最后一吻不是包含了巨大的同情吗？
按照一般观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转变是由于他的西伯利亚流放生涯。实际上，他的转变更是缘于农奴制改革。1861年，亚历山大二世在俄国自由主义者的影响下，宣布废除农奴制，此后又相继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如财政改革、教育改革、地方自治和司法改革等。这场资产阶级的改良加速了俄国经济的发展，“在俄国，农奴制崩溃以后，城市的发展、工厂的增加、铁路的修建越来越快了。农奴制的俄国被资本主义的俄国代替了”（列宁：《纪念赫尔岑》，《列宁全集》第18 卷，第10页）。但此时的俄罗斯，改革已不能满足民粹派对社会平等的要求，他们认为，农奴制改革只是一场掠夺式的改革，远未解决实质正义和社会平等。一批年轻的平民革命者更是采取了爆炸、刺杀等恐怖手段，试图动摇沙皇政权。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尽管社会仍然存在着非正义和不平等（他仍然关注着这一点），但广大农民毕竟获得了人身自由，具有了最低限度的个人权利，地主再也不得随意处置和买卖农民，俄罗斯社会最大的非正义已经解决。对自由的最大威胁已经不是沙皇政权，而是“从革命中产生的魔鬼”。在绝对的自由与绝对的正义之间，?铀纪滓蛩够≡窳饲罢摺Ｋ荒茉尥鹆炙够幕埃骸吧缁嵊涝妒钦钡模⑶伊杓萦诟鋈酥稀！钡绻担鹆炙够且淮硇灾饕逭吒笫来戳嗽帜眩侵辽倩贡硐殖龈吖笪匏降钠分剩欢?1861年以后，在绝对正义的口号下，某些民粹革命?叩募ㄒ靶暮筒斜┬形鸵丫驳酵铀纪滓蛩够涫拥母鋈司褡杂伞Ｕ饩褪亲骷液笃谧蛩估蛑饕濉⑻岢诮炭砣莺筒┌母驹颉Ｕ缱诮檀蠓ü俚囊鳎谏郴手贫认率巧ナё杂傻奈侍猓谛碌募ㄍ持蜗略蚴巧ナФ宰杂傻挠蟮奈侍狻?
有两种情感，一种是追求平等的情感，另一种是追求自由的情感。这两种激情都深深地存在于俄罗斯人心中。如果说别林斯基更偏重于平等，那么陀思妥耶夫斯基则更偏重于自由。而昆德拉的误解就在于，他混淆了这两种情感的区别，也混淆了理性激情与宗教情感的区别。
相比之下，布罗茨基对昆德拉的误解则要小得多，但也更重要得多。这就是说，他没有同样划分“理性的等级”。按照迄今为止某种含混的说法，文艺复兴之后，西方凡基于“我思”的观念，都属于一个被称为理性的东西。但实际上，围绕着人的理性是无限还是有限，西方理性是向着两个方向发展的。一个是欧陆的理性主义，奉行理性至上，和谐与必然是这一理性的形上核心。理性主义认为，世界存在一个和谐的终极目的，人类理性可以通过对必然性规律的掌握，经由人的历史行为达到这一目的，自由则是对这一必然的认识。在此面前，任何个人都是微不足道的。完成这个宏大使命，命定落在某个特殊的民族、阶级或国家肩上。而且，由于所有的价值都是和谐一致的，只要很好地组织社会，各种人类问题都能获致最终的解决。显然，这种浪漫理性更容易被滥用，演变成以自己或集团的欲求为目的，以他人为手段，使人的解放变成人的奴役。
小调查 
收藏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