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如何面对腐败的加速
日本首相接二连三下野，巴西总统被弹劾，韩国全斗焕家族贪赃被清算，意大利米兰丑闻导致数十高官锒铛入狱，美国国防部舞弊案发举国哗然，法国政坛经济丑闻频频，前总理贝雷戈瓦蒙冤难洗，一死了之。在中国1993年勃然再起的反腐攻势使百姓又喜又惊，喜的理由自不用说，惊的虽然只是管窥饕餮之像，便发现其胃之巨大，其手段之拙劣而有效，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
在人类的编年史上，兴于20世纪末的国际反腐败“大合唱”，将作为文明史上的一个奇观载入史册。但其昭示的却是什么？是腐败敲响了文明的暮鼓？还是文明敲响了腐败的丧钟？
一、文明的梦魇
1976年7月28日凌晨，一场突如其来的大地震袭击了唐山，睡梦中26万余人死于非命，更多的人伤残。一个颇具规模的工业城市，瞬间被彻底摧毁成废墟……
悄然蠕动的熔岩就这样窃笑着脆弱的文明。至今还使许多人谈虎色变。亲历过那血淋淋的场面的人还能端着酒杯颟顸地说：“人定胜天”吗？
20年快过去了，中国终于有了灾害学，有了《减灾报》。的确，沉浸在灾害的研究之中难免迷惑：在危机四伏之中的文明还有多少寿命。
虽然，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一个更现代的工业城市的唐山出现了，但在某种意义上说，废墟上奇迹表现的不正是文明具有何种程度的“抗打击能力”吗？
据说唐山划出了一块震后的废墟作为永久保存的遗迹。它理应有这样一层用意：这废墟告诫人们，文明是脆弱的，它会遭到意想不到的重创，人们不能盲目自大，必须深入研究灾害问题，建立富有预见性有效的灾害学理论；另一方面，这废墟指明，如果说人类文明是伟大的，那么这种伟大将取决于她能够承受何种强度的打击。
今天，我们正面临另一种打击，正急需建立另一种灾害学──“腐败灾害学”。
还是让我们从曾是一片废墟的唐山说起。
在唐山这个中国第二大“瓷都”有个“陶瓷研究所”，研究所下有个劳动服务公司“陶服公司”。在中国前些年到处可见的同名同姓的“劳动服务公司”，它是“第三产业”在中国初兴时的产物，都是些“小打小闹”的玩艺儿，陶服公司也是如此，这家公司起初全部家产只有5万元。
有一天，“陶服公司”出现了“奇迹”，服务公司来了个能人──刘桂兰。说来难以置信，刘桂兰接手公司仅一年，帐上流动资金骤增为千万，由此成为唐山远近闻名的女强人。这女强人出手大方，“乐善好施”，颇有人缘。
中国人非常仰慕能人，而且虔诚地想从那学到真本事，所以多年来，报刊向人们不断推荐这类榜样。然而唐山人并没从刘桂兰那学到致富经验，却是唐山反贪局向人们公开了她的生财有道的“绝活”。
1992年，一纸民事诉状送达唐山市使反贪局，讼状告刘桂兰的公司拖欠货款长期不还。反贪局从状纸中发现一个奇妙的现象：但凡社会上的紧俏物资，刘桂兰出售的价格往往比别人低，难怪这家公司总是顾客盈门；可是经营状况既然这样好，又为什么欠款久拖不还？
反贪局对该公司帐目全面核查，发现了目瞪口呆的事实，原来刘桂兰居然一直干着高价买进，低价出手的赔本买卖。由于她这里紧俏物资价格低，客户闻风而至，源源不断的预付款便汇入了陶服公司的帐上。
服务公司无疑大赔特赔了，然而有了可以支配的巨额流动资金，刘桂兰本人却潇洒起来。在执政期间，刘侵吞挪用预付款75万元。反贪局迅速逮捕了刘桂兰，收缴了刘的一部私车，中断了刘的自杀性经营。
1993年3月19日，刘桂兰被判处死刑。刘桂兰贪污案轰动唐山，沉醉于“能人”创造的奇迹梦幻中的人，才发现自己落入了陷井。
这就是我们面临的打击──人人皆知的“腐败”。这就是我们要建立另一种“灾害学”的理由，我们必须认真估量一下，这类人祸与天灾相比，哪个更可怕？
仅以这些年老生常谈的大吃大喝与进口轿车为例，报载，据不完全统计，1992年一年全国公款吃喝竟高达上千亿元，这些钱重建唐山还有富余。再看轿车，它无疑是工业文明社会的代表性产物，可它并不必然代表文明。国家控办统计数字表明，1993年1－5月，全国公款购买小汽车耗资高达145亿。比去年同期增长137％。国务院红头文件早就严令禁止购买进口小汽车，实际却有增无减。在这些年许多不胫而走的顺口溜中便有有这样一条：“一顿饭（吃掉）一头牛（的价值），屁股坐着一幢楼（指汽车价值与一幢楼等同）。”河北一单位职工甚至怒而上书中央──“职工拼命干，挣了30万，买个乌龟壳，坐个王八蛋。”
领教过刘桂兰奇迹的人，还敢轻易相信满街的高级轿车便是意味着文明吗？我们确实正在被另一种恶梦──腐败的噩梦困扰。
二、“八仙”闹海，各显神通
在今天的中国最热门的话题是什么？──钱！
在今天的中国人最缺的是什么？──钱！
结合起来，整个问题就是如何弄钱？
当中国人不在避讳孔方兄的时候，一些聪明人忽然发现这世上原来“遍地黄金”，俯拾即是。
原广东惠州市公安局长洪永林就是这聪明人中的一个。
1989年的一天，广东东莞公安局内保股长将500港币塞到了刚从部队转业下来的洪永林手中，请他签个字，批准他的一位亲戚去香港。
洪永林“一点就透”，一下子便悟出签字笔的份量。
惠州罚没走私车的权力原属工商局，洪永林揽过来。被指派负责此事的副局长觉得此事不妥，建议归还审批权。洪永林却说：“你不干，我干！”“从今而后，只有我‘洪永林’三个字才能使汽车入户。”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对于有些人确实是这样的。1990年底，广东省公安厅交警总队接到署名“一群干警”的检举信后来到惠州查阅惠州车辆档案，发现洪永林批给单位和私人入户的车辆高达800多辆，其中有600辆是批给陈子平等三个人的。省交警总队为此警告洪永林，一段时间里不要再批准车辆入户。
然而，1个月后，省交警总队的人二进惠州再次查阅车辆档案时竟发现，洪永林在1个月内又批准100多台车辆入户。
1991年4月30日，洪永林被请进该去的地方。不过，洪永林并非等闲之辈，在拘押的两个月中，一直坦然宣称没有任何经济问题！这个曾当过军事侦察处处长的“洗车大王”，此时已把狼狈为奸的走私犯罪分子陈子平等人设法送出境外，他相信此事天知地知，没有人证，任何人对他也无可奈何。
不幸，携带巨款潜逃的罪犯陈子平等人在泰国被逮捕。一张登载此消息的报纸摊在面前，洪永林崩溃了，第二天凌晨，他从楼顶一跃而下，自杀未遂。
令人恶心的是，在医院睁开眼后，洪某竟拉着在场的惠州市领导的手大作悲痛状：“我一定把我的问题向党交待清楚，我心里有愧啊。”
洪永林案发，香港舆论大怒大哗。因为香港轿车近年连连失窃，此乃大陆走私者所为的传闻甚烈，洪永林为走私车入户则是铁证。此案调查结果表明，洪永林受贿索贿，其中有据可查的就有37万元人民币和99万港元，另有来源不明巨款78.7万元人民币。
这样恶性权钱交易犯罪活动已成为今天国人最痛恨、最为熟悉的腐败现象。这类犯罪活动特别能表现欲壑难填的犯罪分子手中持有某种权力的危险性。
不过，与洪永林这类“单兵作战”的犯罪活动相比，还有更危险，更有迷惑性更难对付犯罪问题，这就是“法人腐败”。
1993年，在长城机电公司诈骗案中，北京某大报因出卖过数万元一块的版面被罚款，然而并没有具体的人为这败坏新闻界声誉为虎作伥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只因卖版面的钱被集体瓜分，并没落到单独的个人口袋。公家罚公家，与个人痛痒无关，结果是下次有机会仍然不会放过。
这家新闻单位下面开的一家公司缺乏正当经营的生财之道，还干起买卖护照的勾当，然而主要责任者王荣久同样没有被追究任何刑事责任，只是被免职了事。
“公家走私”是法人腐败的突出表现，连云港下属一公司与市建行贷款825万元走私香烟，并约定“买卖”成后，纯利三分之一归银行，暴利之下，建行主动建议把贷款理由写成“购货”。案发后，市有关领导却说：“这起走私案系公司所为，也是为了发展连云港的经济……”
1993年春节前夕，笔者在辽宁某市与一离休军队高级干部邂逅交谈中，他告诉笔者，如今在某些地方的征兵部门居然想出“假入伍”开辟财源的邪招。“假入伍”就是一些想进国企工作的人向征兵部门交纳几千元的“入伍费”，换取从军证明，期限一到，这些既不穿军装，也不去部队的人，便能拿到转业证明，顺理成章由政府安排工作。这位干部大摇其头说：“腐败的瘟疫居然蔓延到招兵工作中！”
大小权力部门“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办公司，本该无偿为社会服务的职能部门和机构却堂尔皇之搞起有偿服务，因为是权力部门，所以更容易获得不义之财，“火到猪头烂，钱到公（包括私）事办”，行业不正之风已经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
在辽宁凤城县还出了个现代鬻官奇闻，一方姓的普通农民，三年间行贿5万元，涉及党政干部33人，其中县级干部4人，最后传奇般当上了县人民法院办公室主任。
裙带风越刮越烈，关系网越结越密更是五花八门的腐败问题中另一个重点。
临汾地委原组织部副部长程某等人为被判刑（缓期执行）的犯罪分子调动工作。办理手续时，这名犯罪分子的工资居然还晋升了一级。此案直到这名犯罪分子再次敲诈勒索犯罪活动事发才曝光。
一名县级领导干部在组织调动他工作时公然提出要带10名随从，否则不赴任。任人唯亲的不正之风，培养出一大批投机分子之徒和“风马牛”（看风使舵，溜须拍马，吹牛说大话）干部。在有些地方在“文革”有严重问题和罪行的“三种人”纷纷重新粉墨登场。
与光怪陆离的现实相比，我们的想象力已经显得十分贫乏。
1990年，笔者曾遭遇特殊的“考试”，某日一友人拿着一本北方出版的杂志，其中有篇文章说，北方某县因群众对某县长以权谋私问题反应强烈，上级决定进行无记名投票改选县长，选举如期举行。
“你猜选举结果如何？”
“那县长当然要落选！”
“错了！你猜为什么？”
无从猜起，他打开杂志，在上面用红笔勾出的两句话的大意是这样的：既然对原县长不满，为何还选他呢？对这一问题有群众回答说：我们好不容易才喂饱一头狼，不希望再来一头饿狼！……
“一觉醒来，这个世界已经令我如此陌生”。
“这个世界是如此丑恶，以至于没有人决意从坟墓中爬出来。”
这些诗化的语言虽不宜用于严峻的反腐败问题的讨论，但它非常形象表达了民众对瘟疫般蔓延的腐败现象痛烈无奈之情。
三、一部腐败史的启示
1993年，中国政府再次表示要向腐败宣战，一批恶性经济犯罪案件相继被揭露，犯罪分子一一被惩办。
广东深圳工程咨询公司副总经理曾利华利用审批工程权向外商、港商索贿700万一案曝光；
中国银行湖南邵阳支行西湖路办事处主任周教俊、办事处办公室主任曾瑞芬等5人动用银行资金2500万元“炒地皮”，从中贪污125万被惩办；
原经贸部中国纺织进出口公司副总经理李英贵、离休后在欧美同学会所属香港驰远有限公司任董事长兼总经理，1988年挪用巨额外汇，贪污10万人民币案东窗事发；
湖南原中国银行长沙市分行副行长，现任湖南银洲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秀云、李广百万元特大贿赂案被侦破。……
仅此数例，足以说明如今社会腐败已何等严重。中国政府的反腐败举措同样引起了国际上的广泛观注，尤其是在华人社会中引起强烈的反响。
4月，香港《亚洲周刊》刊载〈中国反贪斗争任重道远〉一文说，贿赂贪污在中国可以说源远流长，史书中的贪官劣迹更是罄竹难书……。该文认为，政府惩治腐败的能力将是一个衡量现代化的标志。
换句话说，一个国家扼制腐败的能力，将决定这个国家是文明程度。
古人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亡”，那么历史告诉我们的是什么？
“一部二十四史从何说起？”庞大的人类文明史总会使人产生这样的浩叹。
春秋时期，吴国以军事手段灭亡了越国，越王勾践采纳大夫范蠡等人计谋，用美女西施迷惑吴王，用重金收买了吴王的宠臣，自己则开始了十年教训、十年生聚，卧薪尝胆的生活。越国最终强大起来，并消灭了腐烂了的吴国。
这是典型的腐败亡国的故事，描述了“敌人怎样一天天烂下去，我们又如何一天天好起来的”。然而，越王勾践在成为春秋霸主之后，又重蹈了吴国覆辙，回天无力的一代名臣范蠡一走了之，改名陶朱公经商致富去了。
在腐败亡国的事例中，这远不是最早的。三代以上不说，三代之中，夏桀的暴虐无道，殷纣王的酒池肉林，周幽王的烽火戏诸候……无不如此。
历史就是这样告诫后来者的。
于是又有了这样的历史记载：秦法规定，私人借用国库中的钱，与盗窃同罪；汉律贪赃者一律处死；唐代行贿与受贿同罪……
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开国皇帝清顺治建国之初说：“朝廷治国安民，首在严惩贪官。”然而不到300年，清王朝也烂掉了。
中国历代王朝对腐败的危险都有充分认识，严惩贪官的事例也不一而足，可是几千年来，腐败却如梦魇，不招即来，挥之不去。
腐败现象自人类文明诞生时起便存在了，它是文明的衍生物，就象人从自然界分离出来后，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与保护，必然成为文明头痛无比的课题一样。面对全球性的反腐浪潮，我们应该认识到，反腐败是整个人类文明的课题，而不是维护某政权的出发点，腐败固然会导致一届政府或一个政权的瓦解，但真正惨烈的是社会文明受到剧创，受害最深的则是用血汗创造社会财富的民众。只这种高屋建瓴的意识才能使我们以更广阔的视野寻找根治腐败的良方。
四、新加坡── 一个热门话题
近年来，西方“高薪养廉”的公务员制度，新加坡反贪污的成就，尤其是后者，在中国的报刊上成了热门话题。
英国学者保罗·哈里森在《第三世界──苦难、曲折、希望》一书中曾说，腐败是“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内部的恶性肿瘤”。
耐人寻味的是，在世界许多国家都在寻找腐败对策时，恰恰是以华裔为主体的新加坡成为许多国家的样板，创造了人文史上的一个奇迹。
这个奇迹是李光耀1959年当选新加坡总统之日起开始的。50年代李光耀领导新加坡人民党时，就立起了“打倒贪污”的旗帜。新加坡第一副总理吴庆瑞，也是因为看为惯某些公务员的贪污腐败行为而参加竞选的。
许多介绍新加坡有效防止社会腐败的文章几乎都提到了下面这些经验：
一、自上而下，领导带头。大凡经济上成功的国家都比较注意从体制上保证政府的廉洁，其关键是国家领导人能保持清廉，并对下级严格要求。李光耀从1959年执政起，其家庭从未沾光，反对派也找不到把柄。新加坡法律虽然没有规定官员子女不能经商，但决不允许借父母地位非法经商或营私。
二、法规健全。官员购买股票，必须经所在部门批准，凡与本部门有业务来往的公司其股票一律不能购买。公务员不许接受宴请，不许进酒吧，舞厅，红灯区等。
三、成立专门机构，贪污调查局，局长由总统任命，其官员不属公务员系列，其地位身份、权力均有严格法律保障。该机构权力极大，可以随时对被调查者查其银行帐户，开其保险柜，窃听其电话，直至搜查、逮捕。具有极大的威慑力量。
李光耀手下的贪污调查局只有34个探员，他们不但负责15万个公务员的廉洁，更侦办过部长级的贪污事件，而且还接受私人机关委托，调查舞弊事件。
贪污局对每一封匿名信都仔细侦察，等于在各地布置了许多“免费眼线”。
新加坡还有一套制度免使公务员失足的措施，如收到赠送礼品，要赶紧上交专门管理者，或待专人估价后，照价购买。每年末，公务员都要填表申拖自己及家属的财产，包括拥有的证券、房屋、银行存款，以及负债。如负债额超过三个月薪水时，就会受到上司询问。
四、执法严格，绝不搞刑不上大夫一套。贪污调查局一个工作人员说，肃贪能奏效，是因为李光耀有决心证明给群众看。这里没有特权，没有侥幸。七十年代几位部长、次长级人物入狱可为证。
五、辅助措施，把公务员工资收入的18％和单位给公务员的工资22％的补助共40％作为公积金强制性积蓄起来，职务越高、工龄越长者，交纳的公积金越多，如发现贪污行为，即将其全部充公。这大大提高了公务员贪污腐败的代价和成本，有效阻止了公务员妄念的萌生。
公积金由中央公积金管理委员会统一管理，按银行存款利率付息，这种公积金平时不能提取，要到职工退休后才能发还，但每人仍要留存3万新元作为保险，政府利用这笔庞大的公积金每年建造大量住宅低价出售给职工，通过这种方法，85％的居民有了自己的住房。
新加坡人口200万，公务员有15万人。它的文官群有几个显著特点──年纪轻、效率高。年龄平均只有35－40岁，很少出身权贵家庭。国防部常务次长杨烈国，国家生产力局执行主管黄格陪、负责革新整个公务员人事评估制度的陈文华等人就职时都只有30多岁。
新加坡的“人民协会”派5个职员就能照管4万个居民的社区活动中心，外国人去移民局三个钟头，就可办好延长签证……。
廉洁却没有效率的官员是不称职的；同理，没有效率的管理机构便是腐败的机构。新加坡有效的防腐制度不但有效保证了15万管理层的公务人员廉洁性，而且使他们的潜能得到极大的发挥，在一块小小的土地上把新建设成在亚洲仅次于日本的工业国。
新加坡的经验给我们的不仅是启示，更重要的是个鼓舞。
五、反腐，何时才有尽头？
1993年4月，某报《第一个被押上审判台的副部长》一文描绘了一个令人发噱的情景：当法庭宣布审判结果“有期徒刑三年缓刑5年”，被审判者自己都楞了，他咀里语无伦次地连声“谢谢谢谢”，并转着圈子向在场的人鞠躬……。
这是罪犯对自己所犯的罪行估计过重？还是法律的弹性太大，失去了应有的严肃？
高法向八届一次人大会提交的工作报告这样说道，在过去5年中，工职人员贪污罪有上升趋势，检查机关立案侦察的有21万件，法院判刑的犯人有7700人之多，其中4人为省部级干部，最大收贿额达313万元人民币。
中纪委在1993年中指出，对党风和廉政建设的成绩不能估计过高，对存在的问题不能估计过低，对下一步的工作任务不能看得过轻。
从高法、中纪委的分析估计，当前的腐败现象几乎遍及社会的各个领域；其二从性质上分析，腐败并不限于直接的权钱交易，它包括在组织人事上拉帮结派、裙带之风，大搞“顺者昌，逆者亡”，这种从根本上损害国家和群众利益的行为；包括遇事推诿、漠视国家人民利益的严重官僚主义和渎职行为；包括利用形形色色的特权多吃多占，甚至“吃喝嫖赌都报销”丑恶地步；包括“法人腐败”一些小集体瓜分广大民众利益的行为……。
人为的限制反腐败斗争的范围，必然要使反腐败成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权宜之计，这不但使民人丧失反腐败的信心，反而诱发更多的人随波逐流，一旦自己也有机会“腐败”便绝不放过，从而加剧腐败之风的蔓延。
以集体瓜分公共财产为例，据不完全统计，重庆市检察机关1988－1991年共受理此种案件301件，涉及721人，瓜公款139万元。
去年，正值中央提出严厉惩治腐败的时候，北京某大报职工住房分配中发生严重的不正之风，甚至沸沸扬扬地传出性交易的丑闻，引起普遍强烈的愤慨。然而该机关的领导却说，不能以住房问题干扰反腐败工作。
事实上，住房早已成为许多机关单位最容易导致腐败的重灾区。许多普通职工结婚一二十年还住在单身宿舍里，而当权者占有三四套住房的情况却比比皆是了。
中国现在不但需要健全完善的专门惩罚机构，还要建立成熟的“反腐灾害学”学科。根治社会的腐败现象，能否对症下药更关键。如果腐败为何物都搞不清楚，惩治从何谈起？当然，腐败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它就象希腊神话里三千年没打扫的“奥吉斯亚牛圈”，任何国家都不可能轻而易举地解决它。
目前，中国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公务员制等举措。但这会有成交吗，中国真能走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怪圈么。
（一万字）1994
载《海上文坛》
（ 责任编辑：悲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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