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独立知识分子参与社会事务的主要形式已不再是参加或支持某个革命政党，或者成为某某进步事业的代言者。独立思想乃是对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事件和问题作出价值判断的反应。由于独立知识分子往往诉诸与平等、自由和权利有关的价值，他们常常被称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自由主义虽然也是一种意识形态标签，但与五十年前的“左派”和“右派”意识形态概念毕竟有所不同。1789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六还在位的时候，坐在他右侧的贵族们为“右派”，坐在他左侧的 “第三阶级”(平民)是“左派”。所有坐在国王对面的人看这种左、右都正好相反，左就是右，右就是左。今天，左、右的区别虽然看上去还有语汇作用，如“新左派”的左和“自由主义”的右，但事实已经完全没有知识分子政治的定位意义。知识分子政治更多是用学术立场来作象征性的定位，如后殖民、后现代、女性主义等代表“批判”或“激进”立场;启蒙、人道和普遍价值论则相反。其实，这种知识分子立场的定位是通过布迪厄过说的那种知识场域中的“区分”来确定的，并不具有实质的政治取向或价值。例如，“后殖民”知识立场可以是激进的，也可以是保守的，全看如何在具体的社会环境中起何种作用。
五十年后的今天，知识分子政治更需要有个人的道德关怀。但这种道德关怀却又不能成为知识分子社会行动的自我束缚。五十年前，加缪的“干净的手”和“非暴力”就曾变成为一种使他自己难以行动的、过于超然的道德真理。加缪在超然的道德真理和杂乱无序的现实选择中选择了前者，但这并没有使得他可以避免面对后者。加缪明确谴责苏联入侵匈牙利的暴力，但却对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殖民暴力难以表态。加缪的“非暴力”可以是知识分子的伦理，但却难以成为知识分子政治的伦理。和其它形式的政治一样，知识分子政治是“伦理问题碰到实际问题”的灰色地带。〔注56〕知识分子政治指一种必须准备有时弄脏手的事情，幻想纯粹道德的知识分子政治只能让知识分子超然地置身于现实世界之上。不怕弄脏手的萨特看来更了解知识分子政治的性质，尽管在今天看来，这种了解使萨特有时候太容易容忍和接受现实世界中那些“正义事业”的暴力。
五十年前，萨特和加缪在暴力问题上所持的是针锋相对的非道德主义和道德完美主义。五十年后的今天，知识分子政治需要有一种有别于这二者的立场，那就是道德非完美立场。非道德主义只考虑手段是否有效，而不考虑是否道德。它以“正当”目的证明一切手段的道德正当化。道德完美主义则认为，无论目的多么正当，多么高尚，都不能证明有悖道德原则的手段为正当。道德非完美论采取道德应变的立场，力求做到现实条件所允许的最道德选择，而不是遵循绝对的道德原则。
知识分子介入公共事务和对现实问题表述立场，具有暂时、近似和非完美的特点。知识分子政治并不是寻求完美的解决方法，尤其不是寻求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全能解决方式。知识分子政治只是在介入具体问题时，不断接近实现正义的可能。知识分子政治因此必然具有妥协性，必然只能是一种关于可能性的艺术，而不是一种关于必然性的科学。知识分子政治的妥协在不以意志为转移的现实世界中反复自我调整，力求在现实提供的选择中永远选择次恶。选择次恶往往是知识分子在特定形势下可能实现的最佳行为。与极端的和平主义者和暴力主义者都不同的是，以人道为原则的知识分子政治坚持手段在道义上必须与目的保持一致的同时，强调无法兼顾时必须遵循“次恶”原则，这也意味着在无法实现最优的情况下，可以接受次优。分别从反战或者以战克暴的角度来看，正义的战争就是这样一种次恶或者次优。
萨特和加缪在暴力问题上的分歧并不单单是关于暴力本身。他们对暴力的谴责或赞同并不单纯是一个如何定义暴力的问题。他们并不单单是从“暴力是什么”，或者“暴力做什么”来认识、判断和评价暴力，因为在他们那里，暴力并不只是涉及“伤害”，而更是涉及对伤害是否“正当”的判断。这是一种相当主观的判断。当暴力与“无辜”联系在一起时，暴力是一种不当罪行。但是，当暴力与“罪过”联系在一起时，暴力则成为一种合理惩罚。罪行是不正当的，但惩罚则是正当的。无辜和罪过之间的区别有时会非常模糊。在加缪看来，移居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平民是无辜的，不该受到民族解放武装力量的暴力攻击。但在萨特看来，法国平民是法国殖民主义制度的合作者和受惠者，殖民地人民可以正当地用暴力反抗殖民主义制度，当然也可以地把法国平民当作施行暴力的正当对象。加缪和萨特对无辜或罪过的判断与他们的个人处境有关。加缪本人就是一个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居民，萨特则不是。加缪有当事人的体验，萨特则没有。这就和对9.11恐怖事件，美国人必然会与许多旁观者的别国人有不同的当事人感觉一样。
今天，五十年前牵动萨特和加缪知识分子政治的暴力形式有的已不如先前那么严峻(如冷战可能引发的核战争、殖民主义的暴力镇压和酷刑、极权专制的劳改集中营和秘密警察恐怖暴力，等等)，有的则变得更为严峻，甚至发展出新的形式(如以“自由市场”、“法律”名义施行的制度暴力、以“防止动乱”名义施行的政治暴力、以宗教名义进行的恐怖暴力、以“先发制人打击”名义进行的军事暴力，等等)。9.11事件后的今天，暴力和恐怖对全世界的威胁更严重了，也更复杂化了。暴力表现为加缪最为关注的直接暴力(杀害、肉体摧残、酷刑、监禁等等);也表现为萨特所特别强调的国家和制度暴力(殖民主义对殖民地人民的“非人化”，资本主义对工人压迫剥削造成的“异化”等等);还表现为后人所揭示的文化暴力(为殖民统治服务的西方文明、普遍人道主义和优劣文化区别论，等等)。暴力更表现为恐怖主义把残杀一切生命当作争取某种“事业”成功的不二手段。暴力对当今世界空前的危害正在要求知识分子对暴力有比萨特和加缪时代更为全面、深入的认识，也更自觉地警惕自己，不要对任何一种暴力起到可能的推波助澜作用。
【注释】
1. Albert Camus， Letters to a German Friend. In Resistance， Rebellion， and Death. New York: Knopf， 1960， pp. 8-9.
2. Albert Camus， Neither Victims nor Executioners. New York: Contimuum， 1960， pp. 6-16.
3. 5. 6. 7. 8. 萨特: 《脏手》，林秀清译，《萨特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0年，第5卷， 第 290; 270;271; 367; 370页。
4. Dorothy McCall， The Theatre of Jean-Paul Sart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9， p. 55.
9. 19. 20. 21. 24. 25. 26. 29. 41. 42. 43. 44. Ronold Aronson， Camus and Sartre: The Story of a Friendship and the Quarrel that Ended It.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3， pp. 106; 168; 169; 171; 73; 73; 73; 72; 187; 210; 111-112; 113-114.
10. 11. 12. 13. 14. 22 何林编著:《萨特:存在给自由带上镣铐》，沈阳:辽海出版社，1999年，第 103-104; 104; 100; 104; 105; 109-110页。
15. Claude Morgan， "Les intellectuels devant leurs responsabilites." Les Lettres francaise， September 18， 1952， p. 4.
16. Georges Sadoul， "Respectueuse? ... Ou irrespectueuse?" Les Lettres francaise， October 8， 1952， p. 9.
17. 18. Michel Contat and Michel Rybalka， eds.， The Writings of Jean-Paul Sartre.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4， vol. 1， pp. 191; 273.
23. Herbert R. Lottman， Albert Camus.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79， p. 92.
27. Andre Gide， Retour de l'U.R.S.S. Paris， Gallimard， 1993， p. 43.
28. Maurice Merleau-Ponty， Humanism and Terror. Boston: Beacon， 1969.
30. 31. 32. 33. 34. Albert Camus， Rebel: An Essay on Man in Revolt. Trans. Anthony Bower.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56， pp. 250; 288; 290; 289; 292.
35. 55. Jeffrey C. Isaac， Arendt， Camus， and Modern Rebell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157; 137-138.
36. Emmett Parker， Albert Camus: The Artist in the Arena.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65， pp. 3-24.
37. 39. David C. Gordon. The Passing of French Algeria.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pp. 98-99; 55.
38. Quoted in Parker， Albert Camus， pp. 98-99.
40. Albert Camus， "Preface to Algeria Reports." In Resistance， Rebellion， and Death. New York: Knopf， 1960 (1974)， p. 121.
45. 46. 47. 48. 49. Jean-Paul Sartre， "Colonialism est un system，" Situations， IV. Paris: Gallimard， 1964， pp. 27-47; 40; 48; 46; 47.
50. 51. 52. 53. 54. Jean-Paul Sartre， Preface to Frantz Fanon， 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New York: Grove Press， 1963， pp. 11; 11; 13; 18; 21.
55. 中国左翼知识分子有许多类似例子。三十年代的鲁迅与进步力量相结合，从思想启蒙走向社会实践。这时的鲁迅已经认识到思想逻辑和社会现实是不一样的。思想永远要求彻底，实践的逻辑要求妥协。他自觉地在个人和组织、社团、党派的关系，个人和社会的关系问题上做了种种妥协。二十年代许广平想加入国民党，他写信征求鲁迅的意见，鲁迅回信说你自己决定，但你若想保持个体精神自由，一定不要加入任何政党，因为任何政党要求行动统一。如果你要达到社会目的，愿意牺牲自己的自由，你可以加入。但到了三十年代，鲁迅自己加入了左联，从他的怀疑主义眼光来看，一开始就对左联抱有怀疑，一再说到这个组织太复杂，不可靠。但他一方面心存保留，另一方面自己又加入了左联并逐渐把左联当作自己的组织，后来在他的语言中逐渐出现"我们"两个字。他为了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就在一定程度上对个体精神自由有所限制。这种清醒的妥协给鲁迅带来巨大的精神痛苦。他一再说不要把革命想的那么美好，革命充满污秽和血，不要用乌托邦空想看待革命。
（ 责任编辑：文化频道：彭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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