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评价一个作者，或者评价一种文学现象，一定得在比较中进行。就说散文随笔，同样是拿历史说事儿，吴思对历史思考的力度和穿透性无疑比余秋雨不止高出一筹；王蒙与高尔泰具有相似的背景和遭遇，但他们的回忆文章所透露出的氛围，已经清晰地看清了两种截然不同甚至是相反的性格和人格。同样是写人生，哲学界人周国平成了偶像散文家，而文学界人史铁生则用散文架构哲学。更明显的是两本同样畅销的书的作者，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与杨绛的《我们仨》之间的差别是一目了然的。拿杨绛本人的散文比较，毫不夸张地说，出版于八十年代的《干校六记》，那种在现实生活的基调上散发出来的超然的人生境界，时至今日仍然几乎没有人能够达到。仅凭这一本几万字的小书，杨绛当之无愧地成为重要的散文作家。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到了《我们仨》，在通篇刻意渲染的散淡之中，却若隐若现地透露出一种犬儒的气息。联想到在这本书出版之前，被大小报纸炒得沸沸扬扬的她们一家与同事兼邻居在文革中几乎大打出手的恩怨，我怀疑，她真的是个散淡之人，还是迷失在了自己营造的游戏氛围之中，自以为是个散淡之人？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家家户户所经历过的黑暗，老老少少所承受的痛苦，男男女女所面临的软弱，怎么惟独在她的自传体散文中连一点影子都没有呢？
说远了。再回到北岛。
正如人们总是情不自禁地把他前期的诗和他近期的诗加以比较，得出哪些好或者哪些不好的结论一样，有些人又会不由自主地把他的诗和他的散文加以比较，得出哪个深刻或者哪个肤浅的结论。因此，《失败之书》出版之后，有些读者有不满足之感。这部分读者认为，他的题材过于狭小，叙事也过于琐碎，与原本印象和期待中思想深刻并且富于哲理的北岛有些许落差。
一个写作者，无论如何都有一群假定的受众，当鼠标一点，这些文字发到编辑的电子邮箱之后，他应该知道，在稍后的某一天，它们将与作者的名字一起出现在报刊的某一版或某一页，出现在订阅者的案头或者床头。正因为如此，虽然每一个写作者都有自己的独特之处，独特的题材，独特的写作方式，独特的语言习惯，但他们在写作时都自然而然地意识着特定的读者的存在。
我想，问题正是出在这里。我们原本并不是作者的假定受众！一个每天操着英语却要用中文写作的人，他意识中存在着的，即不是可能成为他对手的读者，也不是可以与之倾诉肺腑之言的读者，北岛曾坦言：“在海外的生活，虚无的压力大于生存的压力”，正是所谓“虚无的压力”使他处于一种缺乏张力的、失重的状态之中。在漂泊的日子里他的心理支柱是什么？这些是我们特别想知道的，但这并不一定是我们能够理解的，完全生活在不同处境中的人是不容易进入的。从这一角度来说，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资格说，北岛的散文是好看的或不好看的，可读性强的或不强的。另一方面，不是每个诗人都喜欢成为思想家，说一个诗人有思想也不一定是他最愿意接受的赞美。没有谁说芒克思想深刻，但没有谁不承认芒克是天才诗人，如果你指责一个天才诗人没思想他一定不会抗议，但如果你说他是思想家，说不定他反倒会和你急。我们可以把北岛写散文，是诗人自己给自己放假，或者是写作疲倦后的散步。我愿意将其称之为“写作外的写作”。他散文中的幽默、调侃与自嘲，掩盖不了字里行间透露出的无可奈何的落寞。正如萨特所言,那种“忧郁”好比是对人的状况的觉醒，进而积极地“在忧郁中建立的平衡”。所以我们不可能在北岛的散文中寻找到宁静的、从容的温情或者夸张的、专注的激情，温情与激情都还在，但却是淡淡的、琐碎的。他自己声称，写散文只是为了养家糊口，这一交易行为与他的作品一道，构成他的生活境遇。北岛与许多与他处境相似的人相比的可贵之处正在于，他从来不强调作为一个诗人的特权，却从来不放弃作为一个人生活的特权，他用生活换取生活。我甚至认为，他之所以将它们结集出版，正是对于人们期许中的那个思想者的北岛的反动。他希望以一种平常之心回到家乡，与久讳了的读者重逢。
起码有一点是可以从正面来评价的：正因为北岛回避了宏大的题材，所以避免了云山雾罩的空话和神气活现的大话。就现代汉语的现状来说，这绝不是一个低标准。史铁生曾经给一个少年这样的建议：任何领域排在前十位的人写的散文都可以读。这个标准果然简单而准确，自然科学家如费曼，政治家如邱吉尔，都写过有趣而睿智的散文。这也不难解释，相对于微妙的物理世界或复杂的国家政治，散文应该算是减法。权且使用史铁生这个标准，北岛在诗歌这一行当里是位居前十位的中国诗人是没有争议的，选择他的散文来读应该是不会错的。况且，仅就作文之道来说，北岛散文无疑堪称优秀。
小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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