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5月4日报道，深圳市公安局龙岗分局于5月2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再次向社区范围内的河南籍居民表示歉意。此前的4月15日，两位河南籍人士就此对龙岗警方提起司法诉讼。
一个普通的歧视诉讼，近日来引出强烈社会反应，是因为在中国很少有歧视诉讼，也因为这是一个多重话题。
中国一向少有歧视诉讼，并不意味着没有歧视，而是民众一向对歧视没有明确定义和概念。一个重要原因，是长期以来人们从不质疑歧视性法令。被侵犯者认为，只要是法令，公民就只有服从的份。他们没有公民权利的概念，不知道法律条文不仅可能是保障公民自由的工具，也可能是侵犯公民权利的途径。
那么，究竟什么是歧视？
公民应该享有平等的公民权利，歧视就是权利上的区别对待。回顾历史，我们生活中遇到的歧视实在不少。我们国家曾有几十年不容许农民进城谋生。同样是公民，城里人下乡是“光荣之举”，农民进城就是“盲流”。城市居民拥有城市户口的一切特权，农民没有任何这些权利。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最近教育部修改了《普通高校学生管理规定》，废除了“在校大学生结婚就退学”的规定。在此之前，没有听到一个法律系的教师告诉学生，你们的婚姻权利被侵犯。没有一个法律系的大学生因受到婚姻歧视提起诉讼，争取自己最基本的公民权利。
这些教师和学生，是今天和将来的法律专家，他们在歧视面前如此反应，可以推断出普通民众的歧视意识是如何淡薄。
在这个“河南籍事件”中，许多专家在为原告寻找诉讼的依据。也有人认为，有没有相关法规，是能否胜诉的关键。其实，因原告提出的是民事诉讼，而民事诉讼是伤害“求偿”，求偿又不一定涉及金钱，要求道歉也是一种求偿。但是，必须证明原告本人受到伤害，而且责任在被告方。因此，证明被告是否歧视，反而不是第一优先重要。因为即使证明被告歧视，并不能证明他的行为对被告个人造成值得求偿的伤害。
正因为民事求偿只需证明伤害，生活中时时可能发生，所以，对伤害证明必须要求很高。否则求偿泛滥，社会就要承担严重后果。如这个“河南籍事件”，原告没有金钱求偿，现在我们假设原告求偿一人一百元人民币，金额看上去也很有限。可是，假如我们把原告看了横幅以后“生气、愤怒、伤心”的反应，轻易判定是一种可求偿“伤害”，那么，全部河南人都可能会有这样的反应，也都可以跟进求偿，如此一来，求偿的就是百亿巨款了。
歧视的观念其实是很自然发生的事情，反歧视却是要达到一定文明水平之后的理智反省。一个屡屡看到穷人口出脏话，打架斗殴的人，会认为穷人都是野蛮的。一个人被富人欺负，会认为为富不仁是普遍规律。在美国，是通过长期的学校教育，使得人们形成一种文明、理智的态度。就是我不以一个人的肤色、种族、贫富、地域和宗教等来判断他，而是以他本人的表现来判断他。也不把一个和几个人的表现，扩大为对整个种族、群体的判断。
可是，在此之前，首先是政府法令不能使歧视合法化。假如在法律上剥夺富人的整个公民权，剥夺农民的部分公民权。那么就必须看到，假如富人权利可以被剥夺，农民的权利也就保不住，农民的权利可以合法侵犯，城里人的权利也岌岌可危。因为，只要有一个歧视法令存在，就是认可了歧视是合法的。那么，下一个歧视法令，只是变换一个歧视目标而已。每个人都可能被合法歧视，失去部分公民权利。
“河南籍事件”是公民意识觉醒的标志之一。要反歧视，维护自己的公民权利，这只是一个开始。
□林达（旅美作家）
（ 责任编辑：周克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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