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高等院校各种类型的评比、评估何其多也。从“211”工程到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从一级学科到博士点硕士点，从精品课程到国家级省部级科研课题，名堂之多，一般人是数不过来的。
我认识一些在高校有点职务的朋友，他们一遇到上级来评估，就要放下学术研究，昏天黑地忙乎好些天。有一所大学在评估前夕，校方发现前一届学生的毕业论文缺少内容提要和主题词。学生已经分散到四面八方去工作，没有办法找回来。只好让任课老师一篇一篇地补，真把那位教师折腾得够呛。学生的毕业论文好不好，或者够不够格，其实跟有没有主题词，有没有内容提要毫无关系。这些形式不过是从国外论文习惯里学来的一些皮毛而己。但是这些东西也构成了行政部门评价学校办学水平的因素。
还有精品课程的评估，也令人莫名其妙。物质产品可以叫精品，教育课程如何叫精品？比如文科的教学，有相当大的灵活性。有的教授计划性强，讲什么都按事前的准备。有的教授喜欢从一点讲开去，向深处广处生发，一首诗或一个问题能讲几个月，讲到哪儿算哪儿。哪个模式好，并无一定之规，全在教授本人的学问大小。不同的教学风格之间可比性不强，就是有可比性，也不应该模式化，设计好标准让大家就范。
此外，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的评估也值得讨论。已经列入基地的单位，往往都有一定的学科优势，有一些学术水平较高的教授，能够形成一定规模的研究群体。但他们是否优秀，是否合格，也不宜由行政部门评估。以前一些大师级的人物，他们之所以受到同行的敬重，完全是个人钻研的结果。大师既不是政府拨款栽培出来的，也不是官员组织评比产生的。哪里产生了大师级的人物，哪里就可能形成学术群落，学科前沿自然就转移到哪里。大师是可以流动的。鲁迅可以在北京教书，也可以到广州、厦门教书。现在这种基地评估法，说白了不过是一种分钱的机制。对学术创见的产生往往起负作用。教授们应付评估牵扯精力太多，学术创见自然就少了。
大学教师，承担着教学、科研两副担子，本来就很紧张。这几年高校扩招，更是忙得不亦乐乎。一些教授，让他多上点课，对学生多作一些辅导，他们都乐意，最心烦的就是填写各种表格。不但申请科研课题要填表，从事正常教学也要填表。开什么课要填表，连第几周讲什么内容也要填表。这些表格，不止是扼杀了教师的创造性，连起码的教学乐趣也弄得荡然无存。
这种评估，还加剧了大学的不平等。像北大、清华，名声在外，行政部门也不敢说他们不合格，所以他们的自由度相对来说还大一些。苦就苦了那些一般高校，他们对上级行政部门的此类行为已经感到不胜其烦。因为惹不起，敢怒而不敢言。大学如果出现违法行为，相应的政府执法部门当然应该去调查，依法处理。但现在的问题不在这里。教育行政部门掌握着大量的资源，用评比、评估的形式在不同的院校之间分配资源，这就很难避免官员变相的权力寻租行为。
评比和评估对大学的压力如此之大，是因为行政垄断教育。大学应当有自己的尊严。教授应当有平静的书斋。行政部门不能以为自己掌握教育投资，就天然享有干涉大学的权力。政府应当理清高等教育的权力边界：哪些是政府该管的事，哪些是校长该管的事，哪些属于教师的权利，哪些属于学生的权利。解决好这个问题，中国的大学才会产生活力。
（ 责任编辑：悲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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