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受关注的武汉“杀妻案”近日由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作出判决，因“证据不足”判决徐楚平无罪。法院认为，检察机关指控的事实存在疑点，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徐楚平之妻尹女士之死确系徐楚平所为（7月24日《新华每日电讯》）。类似佘祥林的冤案，以及由这类冤案引发的刑讯逼供事件，都有可能随着“疑罪从无”的走向司法实践，得以有效规避。所以，无须细究案情，仅就“疑罪从无”的结果，就值得击节叫好。
古往今来，国人习惯“有罪推定”，疑罪向来从有。侦讯的第一句，通常就是：“你知道为什么抓你吗？”抓你，就证明你有罪。要是三句还问不出东西，那就“大刑伺候”！直到最后，真的没有确凿证据，依然会来个“疑罪从轻”——不能证明你杀了人，那就不杀你；但不能证明你没杀人，还是得判个死缓或无期，谁让你有犯罪的嫌疑。
据说，疑罪从轻，有个颇似合理的逻辑：当猫虎不辨之时，只关不杀；即使冤枉了猫，但起码没有放虎归山。冤枉猫，还是放纵虎？两害相权取其轻。于是，就有一些猫，被当作老虎抓了、关着，甚至杀了。如此执法，震慑力是有的，莫说你别犯罪，就是连瓜田李下的嫌疑也别沾上。否则，说不清楚就是罪，冤屈临头，无处可诉。
但按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的首要任务，除了“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还得“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搞“有罪推定”，就难免会搞“疑罪从轻”。“疑罪”当“罪”，不仅有可能冤屈好人，保障不了“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而且可能放纵真凶，“惩罚”不了“犯罪分子”。所以，“有罪推定”、“疑罪从轻”，具有双重危害。
坚持“疑罪从无”，就使刑讯逼供失去了貌似合理的土壤，就为人性化执法提供了足够的情理基础。凡是未经最终判决确认的，就都是无罪的人。对无罪之人，自然须以“人道”待之（当然，即使对待有罪之人，也得讲“人道”），超期羁押不行，刑讯逼供更不行，尊重和保障人权，就有了司法制度的保障。
坚持“疑罪从无”，会对打击犯罪提出更高的要求，使一切不负责任的交差变得困难。虽然破案有压力，但想乱抓一气，胡审一通，不惜屈打成招，只求自圆其说，到最后都会结不了案，过不了关，交不了差。这样，现行《刑事诉讼法》“无罪推定”的立法理念才能得以体现，冤假错案才会减少，天网恢恢才不至于成为空话。
坚持“疑罪从无”，还将有助于强化司法人员的人权意识，有助于提高侦查机关证明犯罪的能力。“疑罪”，说到底是识罪能力不强和证罪技术不高的表现。实施“疑罪从无”，就迫使侦查机关及司法人员要努力提高和改善证明犯罪的能力与技术。只有这样，才会有助于推进整个国家刑事司法体制的文明和进步。
“疑罪从无”，来之不易。要确保“疑罪从无”能更顺利地走向司法实践，就要高度重视保障检察监督权和独立审判权，使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能真正做到对“疑罪”敢于说“无”。人们有理由给“疑罪从无”以更多的期待！
搜狗(www.sogou.com)搜索:“司法”,共找到
11,129,363
个相关网页.
（ 责任编辑：悲风 ）
小调查 
收藏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