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桑拿天气之后，北京于上周末遭遇了今年以来最强降雨，这对以缺水著名的北京来说应当是好事，但我看了《新京报》的有关报道后，结合自己所见所闻，感觉有话要说。
报道说，7月23日的降雨造成了玉泉营桥下辅路等多处地点大量积水，很多车辆被迫熄火，而我在回家的路上，也不止一次看到一些路段积水为患。
毫无疑问，除了雨量大之外，造成路面和其他公共场所积水的原因还包括排水不顺畅。在北京这个干旱城市，市政管理部门平常可能注重引水建设，而相对忽略了排涝设施的修建。我亲眼见到，很多马路和广场的下水口长期被污物堵塞，排水功能形同虚设，有的地方则干脆没有修建排水设施。
这种厚此薄彼的市政建设方略选择，固然受干旱环境背景的影响，但也说明有关机构缺乏真正的忧患意识。
越是缺水的地方，越应当重视保水工作。以北京市这场大雨为例，如果有效排水设施足够多，并且还建有相关配套的集雨设施，一来市民可以免受洪涝之灾，二来可以收集更多的水量以解京城缺水之急。
遗憾的是，我在北京生活了好几年，几乎年年看到大雨，也年年看到市民遭受雨后的洪涝水渍之害，最严重的时候，甚至造成交通的严重堵塞。
如果说北京市有关部门缺乏公共服务意识，这话似乎说不过去，以前几年的那场造成全市交通瘫痪的大雪为例，市政管理部门就亡羊补牢，加强了应对雪灾的设施和应对机制建设，事实证明，从那以后，尽管北京又多次遭遇大雪，但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的交通瘫痪。
难道说，在防洪集雨事务方面，北京市非得遭遇一次全市性的大灾害之后，政府部门才会重视起来吗？如果真是这样，那只能说明有关部门在公共服务建设方面违背了行政的预警性原则。
也许有人会说，在北京这样的干旱城市，大雨毕竟是少数时候，犯不着为每年罕见的大雨摊上一大笔钱去建设有关设施，挺一挺，困难就过去了。
我认为，这样的话，在一个公民或者家庭的投资行为来看是理性的，因为它符合效应性原则，但政府的公共服务体系却不能这么做，因为除了效应性原则，还应当遵守应急性原则。这里所说的应急性原则，就是指行政行为应当具备应对突发事件和临时情形的能力和效率。
以公共安全为例，也许我们永远都不会发生像伦敦和埃及爆炸案那样的悲剧，但政府却必须投入足够的资金来建设反恐怖系统。
对雨水的排涝和集收政策的选择，实际上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一级政府面对公共事务时的态度，所以以偶然性为由忽视排涝集雨的思维是坚决要抵制的。近年来，北京在排洪集雨工作中也做了不少工作，但这还远远不够，我相信北京有理由、有能力做得更好。
□国风（北京农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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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悲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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