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国人的性格时，大多是说我们中国人很现实，想像力稍差。可是我发现在涉及到数字统计时，我们往往不大现实，而显得浪漫。
最近北方奇热，南方大涝，特别是广东、广西、福建诸省区，大雨袭来，河水暴涨，造成了洪灾。广西梧州大水漫过河堤，进入城市，繁华的街道上，大水涨到三层楼高，来往都要行船。上班时还是走着来的，下班就要坐船回家了。对比数家电视台的报道，我以为以中央二台“第一时间”最好，许多画面形象生动地再现当地平民百姓互相帮助的情景，很感动人，但又不落俗套。
然而，美中不足的是许多报道的画外音中都有这是“百年不遇”甚至是“四百年一遇”的大雨的判断。这种报道不仅落俗套，而且令人生疑。我不知这样写的记者调查了没有，是不是真的“百年不遇”“四百年一遇”？前些日子黑龙江宁安县沙兰镇小学伤亡事件媒体就说是“遭遇了百年不遇的山洪和泥石流”。后来又说当时雨并不大，只是学校建筑的位置不对。到底哪个对呢？我宁愿相信后者。再后来气象部门证实了后者。
谈到国人的性格时，大多是说我们中国人很现实，想像力稍差。可是我发现在涉及到数字统计时，我们往往不大现实，而显得浪漫。大跃进时不必说了。那时（1958年9月18日）报上登载的粮食最高产量是广西环江县红旗公社试验田亩产中稻130434斤10两3钱，一直精确到“钱”，现在不用我说，谁也不会相信了；上世纪90年代统计绿化成绩时有人就说过有些省市，把它们历年统计的绿化面积加起来可以覆盖该省市若干次了。这样统计有什么价值？而且长此以往，媒体会失去公信力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现象呢？过去有政治因素，上面提倡什么，下面就爱跟风，顺情说好话，免得犯错误。现在，这个因素正在逐渐消失。还有一个因素是当事者推卸责任，把过失推给老天爷，沙兰镇小学事件可以说是个典型。
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对数字不太认真，往往是凭感觉信口一说。有位记者采访我所在单位一位好读书和藏书的同志。记者问他，您家藏多少书。这位先生随口一说，大约100万册吧。不久，这个数字就写在报纸上。后来我们见面与他开玩笑说，老兄你知道100万册书要装多少书架吗？他回答，我有40多个书架，而且都是两米多高的，装得满满的。我说100万册至少要装2500个书架，你有那么多房子吗？我俩都笑了。他说我是搞文的嘛，对数字你就别太认真了。
又如，某位学者说《四库全书》他常读，读过好几遍了。且不说《四库全书》有没有必要全读，就算您有此雅兴要全读，全书共75854卷，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上海影印“文渊阁本”，到现在20年，共7000多天，就是读一遍也要每天读10卷以上。实际上他也是随便一说，可能查过《四库全书》，不能认真对待。
这种随意的态度是不可取的，胡适先生的《差不多先生传》中说：“凡事只要差不多就好了，何必太精明呢？”这种思路成为传统，小则害己，大则祸国。他想用此警戒国人，我想没有过时。
再说说这“百年不遇”和“四百年一遇”。我想问该地区是否保留有百年或四百年的气象资料和水文资料，如果有，那么作为“小知识”在媒体上为大家介绍介绍；如果没有，只是凭着感觉或印象，就这样写，起码是不严肃的。作为媒体记者，不要因为是学文的遇到数字就含而糊之，大而化之；如果别人如此向你讲述，你也不要随便落笔，要追问、要调查，改变我们“差不多”的传统。
作者：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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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悲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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