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缺乏对生态系统的认识，很长时期北京市的用水规划仅为农业用水、工业用水、生活用水三项，视一部分水渗入地下是浪费，其实这是对地下水源必要的补充。圆明园防渗膜工程正是这一传统思维的产物。
2004年，北京市常住人口已1400多万，大约是1949年的10倍。它在成为一个现代化的特大城市之时，也患上了各种严重的“城市病”。尽管城市面貌日益“美化”，环境质量却在恶化之中。近年来，北京市环境治理的重点是大气质量。空气质量的恶化在1998年达到高峰，全年好于、等于空气污染指数二级的天气（俗称的“蓝天”）仅为100天。1998年12月，经国务院批准，北京市采取紧急措施控制大气污染。此后5年中，政府的环境投资达618.9亿元，比1991-1998年间增加了3.9倍，其中2/3用于“蓝天保卫战”。经整治，2003年的“蓝天”达到224天，2004年达到了229天。
尽管北京以主要的财力、物力治理大气污染，但北京最深重的生态危机却是水。2000年，北京人均可利用淡水资源仅为284立方米，是全国人均水平的1/8、世界人均水平的1/30，大大低于1000立方米/人的重度缺水标准。北京市的用水需求比1949年增长了40倍，目前年用水40亿立方米，而2000年的来水量仅18亿立方米，需求已经超出了区域水资源的承载能力。最主要的水源密云水库的设计库容量是43.7亿立方米，然而2004年的蓄水量仅7.1亿立方米，其中有6亿多是无法使用的死库容。
为解燃眉之急，北京市大量开采地下水，透支子孙后代的“救命水”。过度超采地下水，致使北京平原地区已经出现2000平方公里的漏斗区。此外，每年还要从更为缺水的河北、山西地区调水。正在施工的“南水北调”工程中线工程贯通后，2010年起将每年向北京供水15亿立方米。然而，据测算，由于2020年北京市人口将增长到1800万-2000万，届时北京市人均水资源量将降至比2000年更低，为250-280立方米。
尽管水危机更危险、而且迫在眉睫，但比较而言，对于如何建立一个节水型的社会，建立资源约束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如何在更大的自然区域内统辖和平衡人口、资源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我们不仅缺乏有效的机制和制度创新，首先是缺乏相应的理念，缺乏基本的理论共识。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根本感觉不到水危机，而对油价却很敏感。我们的政府行为———建造大量耗水的工程，如大量建造需要人工浇灌的大草坪等，则在助长着用水问题上乐观主义的假象。应当看到，旅游业、宾馆饭店也是一个高耗水的产业，是应当有所节制的。
在调水和节水的关系上，我们倾向于耗资巨大的调水工程，而对节水缺乏应有的投入和重视。大规模调水的后果，不仅会推动目前高消耗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而且会继续刺激城市规模的扩大，加剧北京市的水危机。南水北调工程东、中、西三线总调水量约448亿立方米，总投资4500亿元，全部建成时间约40年-50年。而节水的潜力是这样的：据测算，我国农业用水的利用率提高10个百分点，就意味着每年可节水400亿立方米，接近于南水北调工程调水之总和。这个数字超过了正常年份农业灌区300亿立方米的缺水量，是正常年份城市缺水量60亿立方米的近7倍。如果我们用调水工程1/3的钱建设节水农业、节水城市，效果会是怎样的呢？
不能不说到水价调整问题。北京市的水价几经调高，但远未达到与其稀缺性、危机性相当的程度。反对水价继续调高的理由主要是两条，一是水务管理漏洞太大、效率不高。这当然需要改善，但似乎不能成为反对水价应反映其稀缺程度的理由。二是担心水价上涨会影响低收入人群生活。这却是有现成经验可供借鉴的。
其方法是按家庭人口实行定额制，例如三口之家每月8吨或9吨，在此范围内实行低价甚至免费；超过部分则高收费，如每吨50元。这样既保证了大多数家庭的基本需要，又能够有效地促进节水。此法不仅国外普遍实行，2000年威海等地也有效地实行过。
在水资源如此短缺的情况下，我们还必须进一步加大“生态用水”的比重。由于缺乏对生态系统的认识，很长时期北京市的用水规划仅为农业用水、工业用水、生活用水三项，视一部分水渗入地下是浪费，其实这是对地下水源必要的补充。圆明园防渗膜工程正是这一传统思维的产物。当然，保障园林湖泊的生态用水需要北京市在用水计划上的宏观调控，不是圆明园自身能够解决的。北京的水危机在华北地区具有共性。例如，严重缺水的石家庄市靠长期超采地下水维持经济发展，据专家预测，如不采取有力措施，市区地下水到2010年将被疏干。我们正处于推进可持续发展的“发展中”状态。我们正在与生态危机赛跑。北京的前途取决于我们的智慧和勇气。
作者：北京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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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悲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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