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9日，佘祥林案中自杀的办案民警潘余均遗体火化后下葬。28辆车组成的送葬车队，价值28800元的墓位，规格最高的葬礼，曾让我怀疑如此过于“排场”的处理是否妥当，但我最终意识到，这不失为一种提请关注的方式。当潘余均自杀的真相依然云遮雾绕，当有关方面的“口头认错”让人莫名所以，我们所寄希望的是，一个真相，一个公正。
5月30日《羊城晚报》报道，死者妻子的哥哥张金江告诉记者，目前他们最希望的是，有律师能够为他们讨一个说法，但湖北省的几个律师一听说此案就不敢再“碰”———我们似乎没有更多的理由认为律师的“缺位”，必将导致真相难觅。但在法治社会之下律师本身的职业精神定位，却让我们在对于“无人敢碰”的原因猜想中，深陷悲哀。
朱征夫博士在一次关于律师职业的演讲中指出：那是一种勇气，一种法治精神所赋予的特有的大无畏气概；那也是一种爱，一种对人类自身命运的深切关怀。我愿意相信，这是律师的职业精神之所在。但到底是些什么因素，使得这样一个担当权益卫士的群体在潘案中失去担当，几乎集体性失语？这种失语，对于要求合法权益的当事人，将是何等无助？对于法律精神，又将是何等悲哀？
从另一个角度说，毫无疑问，作为一种自治行业，律师的存在是对国家权力的一种制衡，是对公共权力的警惕。律师是以其专业权力达成对国家权力的规训和控制。不容置疑的是，律师的这种操行，在任何一个公权泛滥的社会，都承载着权益实现的期待。而到目前为止，公众对于潘案的疑惑，正是在于其背后是否存在公权的背景———在媒体上，有人用“替罪羊”来猜测潘余均之死。然而在这个时候，最有能力对此表示警惕与追问的律师却连“碰”都不敢。至少在这一个层级上，我们无法确认公权得到了制衡。
没有律师敢“碰”潘案，或许令人遗憾，但将太多指责的口水泼向律师群体，却也是这一群体不可承受之重。如北京大学法学院陈瑞华教授所指出的那样，我国律师所承担的社会职责和执业环境的不平衡，致使律师地位难以独立。通常，律师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参与程度被视为一国法治实现程度的标尺，由此说来，律师的这种尴尬又是一种怎样的悲哀？
在一切真相没能水落石出之前，任何的猜测都可能失之虚枉。所以我们迫切需要的是，还原真相，因此需要那些“利用自己所长维护他人利益”的律师的介入。但没有人敢“碰”潘案的事实，却让我感到比潘案本身更深刻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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