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新京报》就民警潘余均的自杀发表社论，要人们反思一个执法者为什么不相信法律会洗清他自己认为的“冤枉”？我想与这个问题相联系的是解读潘余均为什么感到“冤枉”。假设一下，潘余均的“冤枉”是其内心的真实吐露和切身感受，不是其“畏罪”和逃避责任的托词。如果这个前提成立的话，分析潘余均的“冤枉”不外三种原因：一是潘余均作为当年佘祥林案的办案人员，参与了对佘祥林的刑讯逼供，但这不是自己的“过错”，是当时公安办案制度使然，在“限期破案”的压力下，刑讯逼供成为公安机关办案通行的“潜规则”，现在佘祥林案出了问题，组织、上级不为自己说话，反而要追究个人的责任，感到“冤枉”，一时想不开，选择了绝路。
二是当时对佘刑讯逼供是在领导的授意下干的，现在问题出来了，当时的指挥者没事，执行者成了“替罪羊”，所以“冤枉”。
三是佘祥林案被媒体披露后，潘余均在承受社会舆论压力的同时，受到来自有关“领导”的压力，本应由有关“领导”承担的责任，一股脑儿推到自己的头上，让自己“扛”着，而自己的“经验”又告诉他，官大一级压死人，与领导是不能理论的，所以一死了之。
如果第一种原因成立的话，这是被扭曲了的办案制度的悲哀，潘余均的死是这种办案制度的牺牲品，潘余均与佘祥林同是受害者，全社会尤其是司法机关应深刻反思我们的司法理念和管理方式；如果是第二、三种原因，那就要反思在佘祥林冤案后期处理过程中，有关部门和组织的办案思路是否出了问题，办案是否做到了客观、公平和公正。
值得人们注意的两个细节是：潘余均5月21日被湖北省佘祥林案调查专案组带至黄陂区隔离审查，临走时，他对妻子张银兰说了这样一句话：“你不用担心，我不会有事的。当年办这个案子又不是我一个人，况且，我也不是主要的经办人。我不在的时候，你要自己好好保重身体，照顾好孩子。”然而到了24日中午，他在给妻子张银兰的电话中称：“实在没办法，不想活了”。我想潘余均三天前后的思想变化，恐怕是其不相信法律会洗清他自己认为“冤枉”的根本原因，尽管这种原因是不能成立的。
□陈荣（北京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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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悲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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