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和小偷“合作”以攫取利益，不再是电影情节的想像移植。5月20日，一则惊人的消息得到证实，成铁公安局成都公安处成都车站派出所的四五十名警察由于与站内小偷勾结牟取不义之财，被公安机关依法查处。有关人员介绍，此次被查处的警察占了该派出所警察总数的1/3。(《新京报》5月21日)
原来如此。这些年来，社会上小偷猖獗的事实不断刺激着我们的感觉，引发着我们的疑窦，丰富着我们的想像，为什么我们的城市这样缺乏安全感？良好的城市治安环境如何才能实现？那些成群结伙的小偷和警徽威严的警察之间，是不是真的存在什么不为人知的默契？现在，成都车站警察的行为坐实了这种预感，而且，根据已经披露的新闻事实推测，情况或许还要严重得多。
按照社会学家的社会分层理论，小偷应该属于一种半隐半显于社会的边缘人群。其身份游离于社会主流；其行为介于社会表层与潜层之间；一个健康的、有效率的社会，这些边缘人往往能够被现存秩序所改造和接纳。当然，这种改造和接纳的前提是社会管理机构、管理者，都能实施良性治理。果如此，“天下无贼”或许未尝不是可能的。
我们现在却看到了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情形。一部分警察放弃了自己的责任，没有对小偷进行任何“改造”就全盘“接纳”了他们；不仅接纳了这些见不得光的边缘人本身，还接纳了他们破坏社会环境所得到的钱财；不仅机械地接受小偷们非法获取的利益，甚至主动帮助他们消弭危险摆平可能出现的危机。
成都车站这些警察和小偷造就了一个特殊生态圈，在这个生态圈中，核心圈层是肆意妄为的小偷，紧密层是收取保护费的警察，最松散无助的边缘层才是每日里成千上万的流动乘客。这是一个稳定而又脆弱的生态圈：因为掌握公权力的警察已经与阴暗生物小偷达成默契，所以稳定；又因为这种默契或者说合作毕竟是不能见光的，而大批受害者也终归会有一个最后的底线，所以它又是随时可能被捅破的。
在一般人的意识中，小贼的“偷”和大盗的“抢”，原本是有区别的。问题是，成都火车站的警察一旦与小偷有了管理上的默契、利益上的合作，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大盗武装了以后，改名叫“匪”；小偷得到了警察的授权之后，还会是小偷么？
———他们有望成为规则的制定者和秩序的维护者。
于是我们就看到，成都车站的秩序一度由各帮各派的偷儿们维持，而那些让渡了部分公权力的警察们，便获得了火山口上的短暂幸福。一帮乱七八糟的偷儿们尽管分享了部分公权，却无法实施真正的良治。于是，我们也就看到了最后的结局。
实际上，类似于警察和小偷这样的命题长久地在困扰着人们，“成都案例”只不过更具标本意义而已。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在现在的城市治理中，我们将如何避免公权使用、公权让渡的危机？
（ 责任编辑：悲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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