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看到外国报纸上的一则评论说，假如日本政府就侵华战争向中国人道歉了，假如日本的教科书上记载南京大屠杀了，中国人会怎样对待日本人呢？
当时觉得这是一个不怀好意的问题，没有细想就翻过去了。这两天看日本老兵本多立太郎来华谢罪的新闻，这个问题一再地跳出来。
91岁的原侵华日军士兵本多立太郎，60多年前随部队来到中国江苏，曾参与杀害中国人，并亲手刺杀一名中国战俘。他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罪行，在日本国内演讲上千场，共3次来华下跪谢罪。
此前，先后有盐谷保芳、东史郎等原侵华日军士兵来华谢罪。
这些前来谢罪的士兵都得到了中国人的友好接待，并受到舆论的强烈关注。从反响热烈的网友留言板上看，有相当多的人对谢罪的日本老兵表达了尊敬，甚至认为他不必再下跪了。但也有相当多的人言辞激愤：认为道歉不过是作秀，其实是来游玩；认为日本人应该永远跪下去，掘地三尺也无法偿还其罪恶。
我不知道这些激愤的言辞里有多少是真实想法，有多少只是情绪表达。我也不知道在友好接待他们的中国人里，有多少是真的怀着尊敬，又有多少只是工作需要而心里并未释怀。我们不能简单地否定民间的仇日情绪，在一个世俗社会里，这种情绪客观上是对日本右翼势力的一种对抗和压力。但是，这种情绪的边界在哪里？它最终的指向是世代仇恨还是适时和解？
总之，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我们应该怎样接受道歉与谢罪？我们是否已经做好接受的准备？哪怕今天还只是来自一个日本老兵的道歉？
本多立太郎们让中国民众明白一个基本的事实：在日本，并不仅仅只有右翼力量，并不是所有的日本人都热爱战争或者歧视中国人。同时，本多立太郎们也可以让日本民众明白一个基本的事实：中国人并不是不会接受道歉，并不是没有缘由没有限度地反对日本。
这个缘由是什么？这个限度在哪里？正如香港文化人梁文道先生指出的，“反日”从一开始就把日本修改历史教科书、日本意图加入联合国安理会、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等问题混到一起，连接各种各样的“日本人论”，本质化成了对日本的整体否定。他借南方朔先生的观点说，“要反的其实不是日本，而是罪恶。”
我遇到过一个出租车司机，他曾经是战斗英雄，因为枪杀战俘受到处罚而解甲归田。我问他当时怎么忍心对战俘下手？显然这位老兵已经多次被同样的问题折磨，他突然勃然大怒，涨红了眼睛对我吼道：你们懂得什么战争？你们都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他的愤怒让我震惊，并改变了思维：我们要反思的不是一个人是否忍心下手，而是战争会让一个人变得怎样。
梁文道先生也同样提到了他所景仰的著名导演小津安二郎，这位在其作品里贯注了人道精神和平民关怀的电影大师，也曾经是侵华日军中的一员。
答案因此而变得如此清晰：我们所不能原谅的是罪恶，而不是日本民族；我们所切齿痛恨的，是历史以及对待历史的错误态度，而不是和平现实。
日本人应该以德国人为榜样，学会用言语道歉并用行动赢得信任。中国人也可以从法国人和犹太人那里获得经验，把握好仇恨与宽恕的平衡，给历史以机会，将昔日的敌人化作今日的盟友。
（ 责任编辑：悲风 ）
小调查 
收藏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