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推行官员问责制的呼声和措施时有所闻。河北省近日将实施《河北省党政领导干部引咎辞职实施办法（试行）》，该办法规定，领导干部如出现因决策严重失误造成巨大经济损失等11种严重失职、失误情形之一者，要引咎辞职，对于领导干部必须引咎辞职的行为进行了规范。（《中国青年报》5月18日）
笔者注意到了其中的这样一条规定：执行《党政领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不力，造成用人严重失察、失误，影响恶劣的，负主要、重要领导责任的党政领导干部要引咎辞职。这是有关人事制度的问责制，在当前情况下，推行这样的问责制意义重大，具有极强的针对性。
我们时常能够读到一些贪官边腐败边升官，查出来的许多问题，并非是在现职岗位上发生的，任下级职务时就目无法纪，然而却不误升官。这种人占贪官的比例还很大。但查处这类贪官时，总是说该人长期放松学习改造，追求腐化生活，道德定力不强，以至走上犯罪道路。很少见有什么人为贪官能够边腐败边升官负责，一些提拔重用贪官的人，这时甚至成了反腐倡廉的英雄，负责重用贪官的人成了负责查处贪官的人。
在用人的问责上，不必讳言，有的地方、有的单位，连封建社会都不如。封建科举时期，有一种流行的说法，不少官员之间，特别是上下级之间，互称老师或门生。这种相互间的称谓，除个别情况是指有着教学关系，很多情况只是表明二人曾经有过考核、选拔与被考核、选拔的关系，应考生或提拔对象，过后往往称负责考核、选拔的官员为老师，自称学生，意即拜在对方门下，由此而形成了关系复杂的官场门派。这种关系的建立，虽然不利于社会发展，但在吏治方面，却形成问责依据，有的人后来在官场发生了问题，责任一直追查的“老师”身上，考核、选拔官员的人权力巨大，但要承担的责任风险也很大。这样多少有利于用人公正。现在官场虽不兴称谁是谁的“门生、老师”了，但连用人的责任也一并免除，似乎也不妥。
国外的用人问责也是很严肃的。不少发达国家选用官员，上级核心人物也具有很大的权力，不少时候，上级官员个人根据相关规定，向人事任免委员会或议会推荐下级官员，并在推荐书上签上个人的名字。被重用的官员，如果发生了问题，推荐者便会受到问责，这很有点像旧中国的做法。按说外国任用官员，个人做用更为明显，但不少发达国家却能够保持公正用人，我想加强问责可能是一个重要原因。
虽然我们强调集体用干部，但也不能否认，实际上的个人因素做用很大，上级官员也必然承担发现选拔下级官员的责任。然而这种个人意见由于不公开，也没有明确程序，过后如果出现用人失当，谁也可以不负责任，责任只让“集体”来负。有权力没责任，在用人方面出现不公、产生腐败，就无法避免。遏制跑官买官，如果问责缺席，是很难取得根本成效的。所以，河北省实施官员选拔问责制，对于确保用人公正，抵制用人腐败，都具有积极意义。但愿这样的措施能够在更广泛范围实施。
（ 责任编辑：悲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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