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内的时候，笔者曾听说过这样一件事，一位名人回国后到母校小学访问，小学老师安排孩子们表演节目以示欢迎，孩子们认真连声称呼“爷爷”，天真的童声引起了不大不小的反响。在华人文化中，孩子见了任何一个老人，叫声“爷爷”都是礼貌，被质疑的是天真孩子的表达，是不是有了大人意愿和操演的生硬痕迹。我从这一声“爷爷”里，却联想到了我们和官员之间的关系。
我们的文化重视家庭伦理，就是家族内人与人之间的上下尊卑秩序。这种伦理从父母兄弟小家庭，一圈一圈地扩大，覆盖了整个社会。我们从小懂得，和人打交道，要知道名分，要区分尊卑，不好乱了上下关系，否则就不成体统。称呼、语言、礼仪乃至办事的规矩，处理问题的原则都是如此。这是西方人学习我们的语言和文化时最困难的一部分。
精彩的是，我们这种社会伦理秩序，常常套用家庭和家族内的伦理规则，大家觉得这样做比较“亲近”。我们从小就学会根据陌生人的年龄相貌，判断应该称呼“爷爷”、“叔叔”，还是“哥哥”。小时候听到的最多训斥是，“大人说话，小孩子怎么可以还嘴？”当年下乡插队务农，村子里不管什么人，不是“大爷”，就是“大叔”“大婶”，要不就得称呼官衔。直呼其名、叫小名外号的，肯定是同辈或低辈的年龄。称呼决定了你必须采取的态度，也规定了两人之间的关系。
这种家族伦理关系外延的典型，就是旧时把县官称之为“父母官”，基层政府官员和民众的关系是一家之父母与家人的关系。这一称呼里蕴含的意味是，孩子应该服从父母，父母应该照管孩子。孩子是被动的，父母则有责任的负担。搞好了是家长的功劳，搞不好是家长的过失，下面的人既没有权利，也就没有了责任。所以，我们的文化中有“养活了百姓”这种非常奇怪的说法。同样，百姓的一切问题也理所当然推给官员，谁让你是“父母官”！下级服从上级，群众服从领导，我们从小就学习这种观念，就像那些天真的小学生一样。
官员们在百姓面前的长辈位置非常不利于法治和公民社会的形成。父母官之父母意味，毒化了官员和民众的平等地位。主权在民、社会契约、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政府必须接受民众的监督，诸如此类现代社会的基本政治观念，在我们的文化中是欠缺的。这样的情况和我们把传统文化的长幼伦理观，轻易扩展到官民之间，不能说没有关系。
不过，在我们的文化里现代文明转型得比较好的地方，你就会发现官员辈分下降的现象。虽然出于文化习惯，还是经常会把官员当家里人，可是叫起来却成了平辈，称兄道弟，阿三阿四，不再有面对父母的毕恭毕敬。
西方文化没有这样的问题。你无法想象里根总统给人叫成“爷爷”，普京总统给叫成“大叔”。既然平等，民众有权监督政府，一个毛头小伙当面质询总统，就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我们有我们的传统文化，我们的传统有其优越之处，但是传统的“官在上，民在下”的尊卑秩序，那种把官员当家长的家族式伦理，严严实实地堵住了现代公民社会的道路，堵住了我们每个人之公民人格的形成。所以，以后我们见了名人高官，能不能把他们的辈分降低一点，降到和我们同辈，平等相待。这样，在官员面前，我们就不再需要像小辈一样恭恭敬敬，而可以挺胸抬头，担负起做一个公民的责任了。
（ 责任编辑：悲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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