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所说的“官书”，不是指官方印行之书，而是特指官员个人署名的编著作品。
据报道，四川省委、省政府日前下发了《关于规范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出书行为的通知》，规定“未经组织批准，各级党政干部不得以个人名义参与出版物编写工作，不得在出版物上挂署党政职务头衔，不得利用职权和影响在出版书中谋取不当利益。对违反规定的单位或个人，一经发现查实，要按照党纪政纪严肃处理”。有消息说，中央有关部门将采取类似措施，在全国范围内规范领导干部出书行为。
权力机关和部门出书，向下属单位摊派，类似于报刊的摊派发行，其为害不必多讲。官员利用权势向所在辖区或系统推销，为害已久，近年呈愈演愈烈之势。本人早先亲见亲闻的这类丑事就非止一二，心中不免鄙视利用权势出书捞钱的官员，却也不“悲愤交加”，因为是单位用公款买下再分发到个人，我转手当废品卖了反有几分钱进账！
官员热衷于出书，有的是为了显示自己博学多艺，不仅是管理人才，而且是“饱学之士”。“学而优则仕”是咱中国的传统，当官的特别容易感觉良好，就像明人李贽讽刺的总以为“官大学问大”。有的官员热衷出书是为了树“功德碑”，捞取“政治资本”。这种书或是授意部属编写，自己挂上主编或策划人名衔；或是部下为邀功为沾光，迎合领导旨意编纂。有的官员干脆就是为了敛财，明知被摊派者会腹诽，却有指鹿为马的气概，只要你肯服服帖帖掏钱就行。当然，更有不少官员怀着一种“赢者通吃”的追求，官职固然是根本，出书显学问捞专业职称，“学者型官员”又岂止是美名，还有不少实惠：在什么学会、协会里挂个头衔，不仅当下受用，日后从官位上退下来了，也有个好去处呀！
对于禁止现任官员未经组织批准参与出版物编写，有人表示不以为然。一个理由是，宪法赋予公民出版自由，官员也是公民，这样规定岂不是违宪违法？这种说法掩盖了一个基本事实：官员不是普通公民，他们是掌握公共权力的社会精英，对于他们的约束理当严于普通公民。前引“通知”分明指出，违规者是按“党纪政纪严肃处理”，而党纪政纪理应比国法严格。谁不愿受党纪政纪管束，可以去做普通公民嘛。刘晓庆出“文集”，闹的所谓“风波”只是围绕着名实是否相符在打转，没人说她不能出书，也没人怀疑她利用公权敛财。
另一种反对意见是，官员中确有可以著书立说的人才，这样一刀切岂不是社会的损失？官员中当然不乏人才，一刀切损失肯定是有的。远的不说，清朝有两个巡抚，一个叫毕沅，领衔编撰《续资治通鉴》；一个叫阮沅，校勘出版《十三经注疏》。他们的“政绩”湮没无闻，“文绩”却泽被后世。盖古代的政务清简，地方长官不过管捐税徭役、捕盗判案两件事，哪像现在政事无所不包？再说古代官员也不可能拿自己的著作搞摊派。而从根本上说，这种“一刀切”与当今高校的统一招生考试，与干部按级别年龄划杠退休一样，是不得已的办法。谁不知大学应当自主招生？可是我坚信，在高校的“国企病”（所有权虚置、监督缺位）、“衙门病”（行政化管理、官员治校）不除的前提下，自主招生只会加剧招生腐败。谁不知美国第40任总统里根是70岁上任，干了两届8年，干得一点不比年富力强者差？但是在中国，若无年龄硬杠杠，干部年轻化肯定是一句空话。“两害相权取其轻”，不合理的“一刀切”政策在中国当下可能是最合理的。
我也知道，这样对现职官员下禁令防范出书腐败，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效果难说。治本之策惟有将中共十六大提出的“四大民主”（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化为每个公民可以感触到的生活现实，让掌握公权者惕厉自敬，不敢动歪心思。
（ 责任编辑：悲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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