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必须有公共性，是现代公民交流的工具，是公共辩论或者公共“话语”的载体。作好这样的工具和载体，语言才会有生命力。
最近，国内众多学者大力倡导“新语文读本”，希望通过民间的努力，改造我们的中文。这一努力如果成功，将成为当今中国最重要的一个文化运动。
中国现代的文字，受“党八股”和“洋八股”双重之害。在上世纪的“文革”中，语文实际上是“官文”。由于当时的言论尺度甚严，无论什么问题，都要以上面的“说法”而定，没有人敢越雷池半步。可以说，“文革”是汉语的词汇最贫乏、表现力最低的时代。
“文革”之后，社会开放，西学大盛，“洋八股”应运而生。大家喜欢生搬硬套一些外来的新概念，这种语言即使在文化界本身，也引起了相当的反感。笔者一直认为，中国需要一个类似韩愈领导的古文运动，进行一场汉语的革命，把这两恶彻底荡除。
但是，这样的一场语言革命，或者说是“新语文运动”，应该以什么为基本精神？不少人提出“人文精神”，甚至有的读本就叫“读者人文读本”。但是，这样的界定还是太含混，不容易落实。因为“人文精神”不仅太抽象，太空泛，而且对什么是“人文精神”，人们可以有不同的解释。强调过甚，甚至可能以一己之见限定语言，使语言本身成为一种意识形态。所以，以笔者之见，公共精神，才是“新语文运动”的起点。
为什么这么说？首先，语言必须有公共性，是现代公民交流的工具，是公共辩论或者公共“话语”的载体。作好这样的工具和载体，语言才会有生命力。笔者的第一本书就叫《直话直说的政治》，之所以“直话直说”，就是有感于国内学术文化界的语言太生涩，太故弄玄虚。语言必须要达意。这个达意，并不仅仅是说出自己的想法，而且要保证把思想传送到别人那里，使别人能够理解。这是语言的公共品性的基础。
第二，语言的公共性问题，自五四以来，就没有得到好好的解决，甚至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这不仅是语言本身的问题，而且涉及到语言背后的文化和社会形态。
汉语为什么缺乏公共性？我们不妨追根溯源，从《论语》讲起。《论语》中的语言，在那个时代是非常直来直去的。
但是，其中缺乏对具体问题系统的讨论，缺乏主动说服人的动力和热情，而总是要等着人家去挖掘其微言大意。孔子宁愿保持“人不知而不愠”的君子的超脱，对他而言，行为比语言重要得多。
现在，不妨看一看柏拉图“纪录”下来的苏格拉底的言论。苏格拉底一天到晚在街上“夸夸其谈”，刨根问底。
再看看修昔底德纪录的伯里克里斯的那篇《在阵亡将士墓前的讲演》，你将会受到很大的震撼。不管是苏格拉底也好，伯里克里斯也好，他们必须要通过自己的语言，达成公众对自己的理念的了解，要主动去打动对方的心扉，与孔子私人性的语言相比，他们的语言是公共性的。
先秦的思想活跃、百家争鸣，在中国历史上属于绝无仅有。不过，即使在那个时代，尽管有许多辩论，甚至在诸子的著作中有许多虚拟的辩论，各派论点也展示得相当充分，但还都不过是思想家之间的交锋，不具备伯里克里斯面对全体公民演说的那种公共性和感召力。
这种公共性，通过西塞罗，一直传到现代政治家的演说、牧师的传道之中。这样的传统，塑造了现代公民社会的语言载体。
当你进入这样的公共领域时，就不得不对小民百姓讲道理，就必须用最平浅、最有力的语言，把最复杂的思想表达出来。这样的语言的权威性，是建筑在公众的共鸣的基础上。语言的权威源泉是在下不在上。所以，这样的语言是公共语言，不是一个受优越教育的阶层的圈内人的语言。而“党八股”也好，“洋八股”也好，其权威是建筑在政治权力或者文化权力之上，不依赖听众、读者的反应。因为没有这种公共性，中国的语文传统，虽然有过“古文运动”、“白话文运动”，但很快还是成为一个特权阶层的语言，变得生涩僵硬起来。
因此，“新语文运动”要获得成功，就必须走出汉语本身，从自身的优秀作品和其他语言中吸取我们的传统无法提供的营养。美国的建国之父们，如亚当斯、杰弗逊，有着非常好的希腊文、拉丁文训练。亚当斯把西塞罗当成人文训练之必须，甚至刚刚出道当律师时，在法庭上也要背诵一大段西塞罗。
他旅居欧洲时知道儿子的教育没有拉丁文，勃然大怒，一定要儿子读西塞罗，不惜自己亲自教。后来杰弗逊起草的“独立宣言”，不仅集启蒙主义之大成，而且也是奠定在深厚的希腊拉丁古典传统之上，包括从荷马史诗中的韵律中获得灵感。“独立宣言”虽然是出自他这样的饱学之士之手，但目的是为了让人在公众场合高声朗读，甚至文本上还特别注上朗读的停顿，与西塞罗的演说一脉相承。这个传统的本质，就是公共精神。怪不得亚当斯强调，读西塞罗能够帮助人成为一个有用、有品德的公民。
中国要进入一个公民社会，我们的语文，就是公民社会信息的载体。当年美国的建国之父，能够得益于古典语文，并创建一个新的公共语言。我们今天，也应该从最具有公共精神传统的中外语言中，获得汉语再生的养分。
作者：旅美作家
电邮：evasicunxue@hotmail.com
（ 责任编辑：周克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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