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20年来，一些中国旅美学者，不断向国内公众传递美国形象。比如前些年三联书店用“近距离看美国”命名林达最早的三本书。最近国内几家报刊相继刊登了旅美学者薛涌的专栏文章，他对美国社会进行了新的解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和云南人民出版社，先后推出他的《直话直说的政治》、《右翼帝国的生成》和《谁的大学》、《炫耀的足球》。

　　薛涌试图告诉读者，美国社会存在着“反智主义”传统，它与启蒙主义共同构成美国生活的两极。“‘反智主义’是一个‘充分的民主社会’的必然产物：一个大字不识的人，无论从政治权利还是政治人格上，和一位获诺贝尔奖得主都是平起平坐。这种传统如果运用得当，就能够挑战、制衡精英主义，突破知识阶层的既得利益所制造的文化霸权，保持社会的原创力和民主的草根性。”这个美国不同于中国人熟悉的以纽约、波士顿和旧金山、洛杉矶为代表的“熟悉的美国”。

　　在薛涌的笔下，有一个中国人“陌生的美国”：那里的人保守封闭，从众心态也许比我们还重，一到星期天就去教堂，从来不看《纽约时报》。他们住在内布拉斯加、俄克拉荷马或得克萨斯的内陆，都是些外国人不常去的地方。你问他们法国在哪里，他们可能会说：“是不是在过了南面那条河的地方？”

　　其实，早在20世纪80年代，薛涌就曾在《读书》发表对学者杜维明、邹谠的访谈，让他们第一次进入公众视野，而今人谈起大名鼎鼎的杜维明，却早已忘了薛涌。薛涌当时在刚创刊的《文汇读书周报》也陆续发表了对庞朴、冯友兰、梁漱溟等人的长篇访谈。日前，薛涌在波士顿寓所接受了笔者的越洋电话采访。

　　讲美国的事儿，最好是直接看美国人写的书

　　问：在向国内公众传递美国形象的旅美学者中，董鼎山、董乐山兄弟和林达夫妇等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你在刚推出的这几本书中，也从一个中国人的角度解读美国，请问，你怎样评价以前的旅美学者对美国的观察？你与他们有什么不同？

　　薛涌：我认为，讲美国的事儿，最好是直接看美国人写的书。这可能是我的个人偏见。中国人对美国的了解很浅。林达的书，我觉得抒情太多、太华丽。董家兄弟的书有些“导游”性质。去年底我写过一篇短文《纪念董乐山先生》。刚刚见董先生时，他在我眼里还有美国问题专家的光环，很神秘。老实说，董先生以研究美国为专业，实在生不逢时，研究完全被耽误了。他评论《纽约时报书评周刊》和《纽约书评》，很大程度上只代表美国新英格兰地区自由派精英的文化趣味。他无法长年在美国社会生活，对右翼的声音不熟悉，自然没有把这两本杂志放在一个宏观的政治背景中理解。

　　我的一个基本认识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形成的关于美国的概念，仍然是当今中国人对美国的认识的一个“观念原型”，这种“原型”与美国的现实的出入已经越来越大。

　　“美国有好几个美国”

　　问：你在书的《后记》中说，你想解读的美国是一个现实中的美国，它和我们脑子里原来的美国不是一回事儿，“美国有好几个美国”。可是，也有国内学者认为，你的观点只代表美国占少数的高校民主党人士的看法。

　　薛涌：我很感谢他们的评价和批评。这种批评多少表现了我希望解构的中国人对美国的观念，因为这种批评是建立在自以为知道什么是“大多数美国人的看法”的基础上的。

　　其实，美国有好几个美国。我所谓的“两个美国”的说法只是简单化概括而已。有穷人的美国，有富裕的美国；有基督教的美国，有世俗化的美国；有都市的美国，有乡村的美国；有崇尚公立学校、政府官僚和福利社会的“软”美国，有要摆脱一切“公立”或官僚控制、接受市场的严酷挑战的“硬”美国。一个美国人，可以是个贫穷、相信社会福利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也可以是个富贵、相信自由竞争的自由派。你很难把他们归类。一看大选就知道，即使美国的一流政治家，对什么是美国的主流也很难判断。

　　我不是在做科学论文，非要搞出个不变的类似“牛顿定律”的东西

　　问：你的新书在国内也受到了一些批评。你的好友郑也夫教授就认为“反智”和“崇智”是你思想上的一个矛盾，对此你怎么看？

　　薛涌：“反智”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我第一本书有“反智”的内容，但说我推崇反智，是言过其实的。美国学者霍夫斯塔特鼓吹“反智”，他把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等同于知识分子，我只是加了些客观描述。中国对“反智”的健康一面重视不够，动不动就说启蒙。中国传统的士大夫对草根社会和民间传统没有深入的洞察。“反智”在美国也谈得不是太多，它比较学术，还是贬义的。把它当褒义词用，可能是我的一个创造。我的第一本书说“反智”好，第二本书就担心“反智”走火入魔。特别是布什连任后，一些美国老百姓还真的以为伊拉克和基地组织有联系；另一方面，对大老粗、暴民政治，我也不是没有批评的。

　　人的立场是会变的。随着环境、现实条件的变化，观念和表述方法也在变，我不是在做科学论文，非要搞出个不变的类似“牛顿定律”的东西。

　　美国研究应该是中国的一个很大的学问

　　问：在第二本书《右翼帝国的生成：总统大选与美国政治的走向》中，你说，“前一本基本上是媒体式写作，属于社会政治观察。这一本则多少有些从媒体到学术的过渡味道”。这是否意味着你开始妥协，希望得到国内主流学术界认可？

　　薛涌：也不是，我完全是业余的、观察式的写作。有些文章写得太短，但有些长文章里写历史较多，像个学术的东西。美国研究应该是中国的一个很大的学问，我估计国内的美国研究也没什么经费，希望促进一下。能否被国内主流学术界接受，我不知道。我不要求大家都同意我的看法，但我很少重复别人的观点，而且都是有根有据。我现在这么高产是有代价的，我来美国10年，从没自费旅游过，一直都在图书馆泡着，或者在家看书。